然而，以上的两个例子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应当否认民国时期学生会中的学生为了改造社会所付出的努力。换句话来说，也许正是当时的学生意识到无法通过日常的一般努力来改变现实，所以才促使他们走上了更激烈的道路。不过，笔者并无意于采用“历史的辉格解释”的方式来美化民国时期的学生会，毕竟，如果一味地美化过去，对今天来说也于事无补。下面，笔者将通过相关史料来反映民国时期学生会的一些缺点。
1924年，陈独秀指出：“中国爱国的青年学生，自‘五四’、‘六三’后，几乎一蹶不振，各地学生会大半有名无实。尤其是学生之重镇，上海、广州学生会，连名也没有了！”这一现状，直到陈独秀说这话时才有所改变，也就是国民革命开始的这一年，国共两党开始大规模支持学生运动。此后，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针对各校的学生会指出了一系列的缺点，排除掉一些时代特色过于鲜明的缺点以外，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条：
上海法科大学学生会的反日宣言，出自《反日运动专刊》
“有些学生会或学生联合会，虽然有了组织，但未能注意如何使已有的组织坚实壮大起来，而能取得大多数群众之参加，大半涣散而不能有号召或指挥多数学生的力量”。
“只注意了上层的号召而未注意下层群众的宣传与组织。形成学联会或学生会与群众隔离，且有时因怯弱家长之压迫与反动教职员之煽惑，而竟有一些同学视进行学生会工作为畏途，甚至于误解学联会或学生会之负责办事的人为‘好事’，为‘出风头’者。”
“有好些学生，以为学生会仅只是一种参加某种爱国运动（如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对日经济绝交等）而组织的一种临时团体，因之在爱国运动消沉的时候，即以为无组织学生会、学联会之必要。”
“有些地方的学生群众，因政治主张，或主义信仰之不同，甚至于因籍贯乡土之差异而分立派别，以致影响于学生会、学联会工作之进行。”
上海法科大学学生会的组织结构，出自《上海法科大学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