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上述考察可以算是哲学层面，那么，接下来就该轮到诠释学层面了。诠释学源远流长，当它在近代摆脱神话、..以及法律等特殊领域，而被提升到普遍方法论层面时，它也就成为神学家、诠释学家施莱尔马赫所谓的“避免误解的技艺学”。作为一种“技艺学”，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就是对作者意图的重构，既然要达到对作者意图的重构，那么，内在的心理移情和外在的语法解释是切实有效的手段和途径，唯有如此，才能重构作者的意图，甚至达到他所言及的“可能比作者自己还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意思”之境界。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主张对后世影响不可小觑，当然，也影响到了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中。很少有资料表明夏皮罗受到了施莱尔马赫的直接影响，但夏皮罗通过艺术史的考证发现，海德格尔在“鞋”的审美分析中，没有看到艺术家本人在作品中的自我展示。以此观之，夏皮罗指责海德格尔存在某种“农民狂想曲”，也就是难免之事了。不言而喻，夏皮罗是想通过对“鞋”之主人(属于凡·高本人)的确定，来重构艺术家本人的创作意图和审美追求。至此，该为海德格尔做出某些反驳，我们可以质问夏皮罗，即便通过艺术作品的考证能够猜定“鞋”归属于艺术家本人，但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油画中的“鞋”已经是“摹本的摹本”，面对作为“摹本的摹本”之艺术作品，农妇之“鞋”与凡·高之“鞋”具有同样的解释力。进一步说来，现代诠释学理论足以表明，因“前见”和“间距”的存在，我们已经无法在理解艺术作品中实现作者意图的重构，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把握已经演绎为一种“效果历史”意识。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接受伽达默尔的观点：不存在更好的理解，唯有不同的理解。需要表明的是，正是“不同的理解”，让伽达默尔诠释学身陷“相对主义”困境，当代诠释学家已对这种相对主义发起了系列挑战，形成了诠释学史的“解释冲突”。
值得关注的是，海德格尔的哲学和诠释学并不是分离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海德格尔这里，诠释学不再是方法论的，而是存在论的，理解成了“此在”存在的基本样式，“此在”必须自己解释自己，理解就是展现“此在”(“存在”)的意义，就是对“存在”种种遮蔽的“揭蔽”。于是，我们就可以聆听海德格尔对那双“鞋子”的精辟论述：“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寒风陡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皮制农鞋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这分娩镇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