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中期开始，书法艺术发展逐南分成帖学和碑学两个方向。首先， 正统的帖学书家在继承晋唐以来名家书风和艺术主张方面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定的成就， 使宋代以来的帖学 书法得以不绝。这一派书家中以张照、刘墉等为代表，他们在广泛波取《淳化阁帖》、宋四家”、赵孟頫、董其昌等名家书风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风格面目。
他们的水平标志着清代帖学书法的最高成就，因而康有为称“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庵”。并谓刘墉为清朝帖学之集大成者。然而物极必反，自宋代至清代七八百年间，书家大都囿于《淳化阁帖》一类法帖的束缚之中，尤其是明代，习书者几乎无不从《淳化阁帖》人手,木版翻刻，笔法尽失，鲁鱼亥家，真相难辨，令学者无所适从。帖学一道,实已陷人穷途末路。康熙、乾隆间活跃于扬州一带的书画家金农、郑燮等人即以其充满个性、面目奇特的书法开始对帖学书风产生强烈的冲击。
清朝统治者从成教化助人伦的政治需要出发，直努 力将文化艺术纳人到封建统治的规范之中。清代帝王大都喜欢收藏书西，康照帝玄烨下令编纂《佩文斋书画谱》，江刻《戀動殿法軲》《渊鉴斋帖》，乾隆帝弘历组织修撰《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蔡刻《三希堂法帖》《墨妙轩法帖》等集帖，都体现了统治者的用心和需要。在书法风气上，皇帝通过个人喜好左右着一大批官僚士大夫的审美追求，同时国家机构在科举考试和考核选用官吏的过程中，也将书法标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情形不可避免地决定了广大文人士子必然以当朝皇帝的好恶为高下，以科举书法为标准，其结果便是形成了以整齐划为特点的 “馆阁体”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