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常设固定局院外，元代地方政府还经常根据中央政府的需要或命令，临时性组织造作生产。如天历兵兴，吕思诚为景州莜县尹，“豫贷钞于富民，令下造军器，事皆先集，民用不扰。于后得官价，亟以还民。”再如元代江南的造船业，往往因事而立、废，随意性很大。至元二十二年（1285）二月“立江西、江淮、湖广造船提举司”，同年五月又“罢江南造船提举司”。因此元代官营造船业并没有固定的局院，而是临时委派官员，临时组织造作。正如元人程矩夫所指出的，“自至元十八年（1281）至今，打造海船、粮船、哨船，行省文字并不问某处有板木，某处无板木；某处近河采伐便利，又有船匠，某处在深山，采伐不便，又无船匠。但概验各道户计，敷派船数，遍行合属宣慰使。宣慰使仍前遍行合属总管府……”。
地方政府虽然经常设置局院、委派官员对官营造作进行专门经营和管理，但地方政府长官仍对造作事务负有直接经营管理职责。元廷反复强调“诸局分造作……在外局分，本路正官依上提点”，“务要造作如法，工程不亏。”速哥之孙天德于思袭祖父职，为山西达鲁花赤，“自中山北来，适有边忧，天德于思督造兵甲，抚循其民，无有宁息，形容尽瘁。”世祖闻而嘉之，“赐训豹、名鹰，使得纵猎禁地，当时眷顾最号优渥。”如果管理不当，地方长官甚至省臣官员作为提调官还要承担直接法律责任，“取问提调官并局官及勒令回易，自备工价倍偿”。
至正七年（1347），韩镛授饶州路总管，“先是，朝使至外郡者，官府奉之甚侈，一不厌其所欲，即衔之，往往腾谤于朝，其出使于饶者，镛延见郡舍中，供以粗饭，退皆无有后言。其后有旨以织币脆薄，遣使笞行省臣及诸郡长吏。独镛无预。”这表明，元廷甚至对造作管理不善的“省臣及诸郡长吏”直接行侮辱刑，对官员直接遣使进行笞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