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自行筹备运粮工具或茶马互市获取清政府在平准战争的过程中，军粮运输包括随军携带、官方运送、官雇商运等多种形式。其中，官雇商运这一运输形式，早在康熙末年，就己在北路粮运中采用。官雇商运中，运粮军粮所需牲畜，主要是商人自行筹备。乾隆帝在平准战争中，西路粮运中也有部分采用雇商输送。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清政府定议筹办西路军营马驼军粮事宜：“请召募殷实商人，分别程途险易，给与雇值，听其陆续转运，应一并交与该护督办理，并派委贤能大员查催，务期无误。”
乾隆平准战争中，北路军粮主要由官雇商人运送。乾隆十九年（1754）初至当年八月，归化城所办军粮中，“查今岁自起运军需米石以来，扣至目今，业已起运四万三千五百石，又有运送军营饷银、火药等项，需用商驼已及二万五千余只”。所需驼只，由商人购备。乾隆十九年（1754），直隶总督奉旨办运送军粮34000石到北路军营乌里雅素台。直隶总督命令直隶商人承办粮运，其中，运粮所需的骆驼很大一部分是商人自己的。据方观承所奏：“商人七十余家，原共有驼一万余只，除本省官买，又归化城商买之外，存驼四千余只，其中膘壮者止三千余只，商人领运军粮，仍欲以三分之一驮载货物，是以前此只肯认领四千石，续经司道等传集晓谕，均愿尽所有之驼，悉运军粮。”
不过，此项骆驼只有4000只，难以满足运粮需要。所以，范天锡、景瑞云、梁廷献、刘文灿四名商人又照时价采买了约800只骆驼，先行运米10000石。据方观承所奏：“各商内有范天锡、景瑞云、梁廷献、刘文灿四家，均系殷商，谕以急公之义，四家皆情愿照时价添买驼只领运。据称，此时在口尽力购觅只能得驼千余只。臣同司道等熟商、宣属民间有贩酒驮煤之驼尚可凑办。随饬地方官分头查觅，仍令各该商按照时价，自行和买，其贩酒驮煤可以改用车辆，民间售驼获利亦皆甚愿，今尽数收买，约可得驼七八百只，合计共办驼五千只，可先运米一万石，所需之米于附近厅县仓贮新谷内碾运”。剩余的24000石军粮，由商人自行筹备牛车的和前次所遠的骆驼共同运输，“其余二万四千石，各商亦己摊派领运，现在分头制办牛车，据各商禀称，此时草枯雪落，即使牛车备足，亦断难行走，请尽今冬备齐脚力一俟来年春草萌生之时，即行全数起运，其时头运驼只亦己回转，又有商人夏月赴枯伦买货，回转之驼，俱可于途次接替帮运，牛、驼兼用，依期运竣，不致稍涉迟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