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陈四益，杂文、漫笔作家。1956年卒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62年卒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后为新华社高级编纂、《瞭望周刊》副总编纂。著有《画图双百喻》《世相图》等十余种。
1953年，我初中卒业。按说，该当持续升读高中，但我却被保送入读了北京师范学校。
那时，也许小学教员奇缺。一则因为小学入学人数剧增，二则因为小学教员辛劳，待遇、地位也都不高，故谚云：“家有二斗粮，欠妥小孩王。”
为了包管师范学校有充沛的生源，初中卒业时，我地点的北京26中（原汇文中学）校方很做了一番带动。我年数小，十四尚不足，又是寄宿生。怙恃远在千里之外，没有德律联络，收罗定见也来不及。再加怙恃都是教员，打赤子就对教师这个职业很有好感，是以，学校一带动，便毫不犹疑报了名。比及怙恃来信问及报考自愿，米已成炊，只得赞成。
旧校园在西城祖家街端王府夹道
北京师范学校是一所汗青悠长的学校，培育小学教师。校址那时在西城祖家街端王府夹道，后来扩大规模，才搬到城南的南横街。
端王府夹道的校园，像官宦人家的花圃。是不是曩昔的端王府？不曾细考，但款式不大。近邻是地质学院，或许，这边只是端王府的一部门吧。中庭有几株海棠树，那厢的房子便叫“海棠斋”。有长廊通向后门，中央有琴房，演习抚琴就在那边。从后门出去，是官园体育场——我们上体育课借用的处所。
进校后，在园中看到早年卒业学生赠予母校的一座石质日晷，大约是前人要后学“惜寸晷”的意思吧。救助者刻名有“舒庆春”，才知道这所学校就是北京最早的一所师范，也是老舍的母校。老舍，那时名满世界。他写的话剧《龙须沟》，由北京人艺表演时，惊动京华，路人皆知，名头儿比他的成名小说《骆驼祥子》还要响。
一所久老的学校，自有传统。男女学生都以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相等，甚是亲切。这才知道，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饶漱石的女儿饶兰心等，也都在这所学校念书。任、周是师姐，饶入学晚，是师妹。任弼时是..，周恩来是总理，饶漱石昔时曾是中央组织部长，可谓官高权重，但并不像今天，但凡家庭有些配景，都要设法把后代送入大学，并且必然都是所谓“名校”。
先生知名者众
一所久老的学校，定有一批知名的先生。北师的先生知名者众。
教数学的毓璘初师长，起头我们认为他姓毓，称他“毓师长”。他独身，学校搬到城南后，就住在学生宿舍顶头一个单间。到了1955岁终或是1956岁首，他在宿舍门上贴了一张手刺：“爱新觉罗·毓璘初”，这才令人大惊，知道他是皇族，但我们依旧叫他毓师长，他也不认为忤。他教几许，授课要言不烦，重点凸起，每节课只用20分钟讲新课，剩下时间安置功课，大多当堂就能做完，大大减轻了课余的肩负。因为与学生住在一路，同窗又都喜欢他，歇息时，往往喜欢去他那儿“串门儿”。有一回我在他书架上发现一部线装书，抽出一本一翻，只见都是“上尺工凡”这些字，字旁还有很多八怪七喇的符号，便举书问道：“毓师长，这是什么书？”不虞毓师长慌张站起，快步走来，一把从我手中拿过，然后护着书神秘地说：“别动别动，这是天书，天书！”弄得我丈二僧人摸不着思想，生怕本身闯了祸，惹先生生气。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琴谱》，用上尺工凡四五乙等字和一些符号，记录琴曲的旋律与节奏。这才听人说，毓师长是古琴吹奏名家。班上有位年岁较大的同窗，迷上了古琴，得毓师长教授，卒业时竟弹得像模像样，俨然里手。我人小，玩心重，从不曾作此想，后来抱憾，已经来不及了。前几年看到一则新闻，北京古琴名家将举办古琴吹奏会，个中就有毓师长的名字，可见宝刀不老。但我也不知他家居何处了。
另一位是音乐先生曹式甘。他不只教音乐、教抚琴，还组织课余乐趣小组克己木琴、提琴等乐器。那缘起也颇富传奇：话说曹式甘师长昔时是骑自行车上下班。那时晚间骑行是要点灯的。侯宝林说的相声《夜行记》就借此问题大加施展，笑料百出。自行车灯对照豪阔的是摩电灯，靠车轮与摩电器摩擦生电。曹师长俭约，只用一盏方形油灯，插在车前或挂在车把。那时正值严冬，油灯要焚烧，他便到传达室捡一块劈柴借火炉焚烧。不虞没拿稳，劈柴落地，发出一声响。曹师长一听：“尺度音，啦——”于是忘了回家，从传达室抱了一堆劈柴，重回音乐教研室。那一晚，他又锯又刨又打磨，竟做成了一架木琴。敲击起来，音韵铿锵。于是学生的课余乐趣小组便多了一项木琴建造——其痴迷音乐也如斯。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木琴建造，工匠之事，也算是“鄙事”吧。但为人师者，可以“多能鄙事”，实在是学生的幸事。
“北师”美术、音乐是一个教研室。名家颇多，国画家李智超、西画家孙之俊都在画界有名。孙之俊师长那时用名孙信，画过《武训画传》《骆驼祥子》《我是劳动听民的儿子》等很多连环画。在昔时，他与叶浅予师长齐名。叶浅予师长的一连漫画《王师长别传》，起先在上海报上登载，但有一段时间他到北京（上个世纪30年月吧），“王师长”也显现在北京报上。及至叶师长南归，在北京报纸连载的“王师长”，便多是孙师长的手笔了。如许，便有了南北两个“王师长”，是以也有了“北有孙之俊，南有叶浅予”之说。叶、孙二位还离别是南方和北方漫画会的提议人（孙师长的故事，我有另文记述）。
李智超师长则是国画名家。教研室里有一面穿衣镜，时间长远，穿衣镜上黄迹斑驳，已不克“正衣冠”了。因为曹师长痴迷于音乐，李智超师长便在镜面题字满镜。时间长了，全文记不清，只记得前面是说这面镜子的外形，后背笔锋一转，奚弄起曹师长之痴迷音乐，说若是不是上古无玻璃水银，“余决疑为无弦琴也”，示意了先生们之间互动的谐趣。
曹式甘师长似乎一向是独身，全副精神都放在了音乐教授上。我从上个世纪50年月中期脱离北京，20多年后回到北京，曾想再拜谒一下昔时的先生。第一位便去拜谒曹式甘师长。他似乎仍是独身，家住西城。在小胡同里绕来绕去，终于找到时，不曾想到这位北京市的特级教师，竟然仍住在一所小杂院儿里的一间矮小的西房。下昼，房间灰暗，年迈的曹师长独自蜷缩在一张小床上，看不清来者为谁，我也不知道一向独身的他，及本年迈，谁在顾问平常起居。那回探问曹先生，表情黯然。像曹式甘师长那样在教育工作中不辞劳吃力、卓有进献的先生，没料到暮景依然如许苦楚。我领略，我去探问他时，“文革”竣事未久，天安门城楼上方才开过教师座谈会。十年，不，更长时间欠下教育的债，一时难以消弭，但曹先生已是桑榆暮景，他还能比及那一天吗？
还有一位物理先生名叫韩大钧，似乎是浙江交大的卒业生。高个儿，长腿，骑一辆似乎本身用钢管儿焊成的自行车，没有刹车，车链儿上也没有链罩儿。他腿长，校园里碰到学生打号召，只把车身一偏，一只脚撑地，便同窗生解答问题、聊起天儿来。他授课很有趣，死板的物理，被他讲得风生水起，非常有趣。还记得他讲欧姆定律，举片子散场为例，把通道比作导线，散场客流为电流。通道愈窄（导线愈细），客畅通过速度愈慢，阻力愈大。一个枯涩的、需要死记的物理定律，一下变得浅近晴明。
“北师”改成“师专”，其他也都随之而变
北师名师好多，教数学的黄文选，教教育学的吴光煜、教地舆的景春泉、教体育的高磊等师长，都是一时之选，无法一一列数，总之，一所名校，不只要有其悠长的传统，还要有撑持着一所名校的精良先生群体。对辛劳群集的先生群体若是不加疼惜，那么，先生群体的散失，将是一所名校无法挽回的损失。
“北师”后来改成了“师专”，似乎是“升格”了，但无论培育方针、教育体式、教授内容，照样师资，也都随之改变。原先逐渐凝聚起来的教师团队，也都随之风流云散。于是，一所汗青悠长的“北京师范学校”就如许在北京消散了。福兮祸兮？成焉败焉？得焉失焉？谁能说得清？
“北师”消散了，跟着教育事业的成长、小学师资的需求，又新建了多所区级师范学校。然而，“北师”冰消雪化，十分困难积攒起来的可观的师资，十分困难历久培养形成的校风和传统，积之如为山，散之如崩沙，尽量各区新建了更多的师范，但数量究竟不等于质量。后来北京虽有了更多的师范学校，但再无一所能同昔时的“北师”比肩了。惜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