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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隐”而不得,从阮籍嵇康看魏晋之际士人的“第三种选择”

2019-08-30 11:12:00 暂无 阅读:1495 评论:0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短短百余年时间,便履历了汉魏和魏晋两次改朝换代。汉末清议至盛之时,士风昂扬,士人砥砺名节,固然时局风雨如晦,但却依然鸡鸣不已。然而两次党锢之祸对士人的袭击是伟大的,稀奇是在思惟上的袭击,导致士人群体从起头的对峙激浊扬清,秉持君臣大节到转向对小我和家眷好处的思虑和焦虑。

欲“隐”而不得,从阮籍嵇康看魏晋之际士人的“第三种选择”

两次党锢之祸对士人袭击很大

魏晋嬗代之际的社会实际,进一步提拔了士人群体的这种焦虑。若何在乱世中给君臣名节和家眷小我好处排序?是每个士人必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汉代儒学中的忠孝之论已经无法在这种社会实际的挑战和冲击下,给出令人写意的谜底了。在这个社会思惟和行为模式都在激烈碰撞的转型时期,士人群体在矛盾和纠结中,不得不有所弃取,也纷纷给出了本身的谜底。他们有的选择激烈的抗争以全君臣名节,好比李丰、令狐愚等人,他们忠于曹氏,欲图动员政变或叛乱来覆灭司马氏,然则图谋失败,家眷遭戮,就此退出汗青舞台;有的选择服从实际以保全家眷好处,如王沈,贾充等人,他们固然背负了政治道德沦丧和“不忠”的骂名而为后人所不齿,然则其家眷却是以日渐昌隆。

欲“隐”而不得,从阮籍嵇康看魏晋之际士人的“第三种选择”

士人群体在矛盾和纠结中,不得不有所弃取

然而我们注重到,在士人群体“退”和“进”这两种泾渭分明的选择之外,看似隐约还存在“第三种选择”,那就是“隐”。然而,在时代的大潮眼前,真的能够隐于朝堂或许江湖,而置身事外吗?一、寄隐于仕的阮籍

应该说,阮籍是魏晋之际一个较为矛盾的人物。正始初年,曹爽在朝的时候,曾经征辟过阮籍为参军。然而阮籍和其他接管征召的人分歧,他托言生病而予以谢绝,而且隐于乡下。

《晋书·阮籍传》:“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

阮籍不就曹爽之征,一年多之后曹爽就因为高平陵之变的失败而覆亡被杀,经常被世人认为是他富有远见的勾当,其实这种见解其实这不免有些开“天主视角”。正始十年之前,就曹爽和司马懿力量对比来看,曹爽集体其实处于显着的优势,司马懿动员高平陵之变,其实是一件行险之事。司马懿最终取获胜利,生怕并非是其时的人所能正确预料到的,就连羊祜都曾经不无感伤地说“本非始虑所及”(《晋书·羊祜传》)。

欲“隐”而不得,从阮籍嵇康看魏晋之际士人的“第三种选择”

阮籍托言生病不该征

既然阮籍这种不该征的勾当,并不克被看做是一种对于曹马胜负预先判断的远见,生怕就只能懂得为称疾逃难,想守候事态的进一步晴明了。其实在正始年间,和阮籍一般选择隐退,称病来保全身家人命的士人不在少数。除了有我们前面提到的羊祜,还有李丰、何曾、山涛等人。

然而值得解说的是,固然何曾在高平陵之变后敏捷倒向了司马懿,官至司隶校尉如许主要的职务,而且还介入了和司马师一路谋废魏帝曹芳的谋害。这依然不克解说当初何曾的称病隐退,就是和司马懿共进退,也是一种“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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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病来保全身家人命的士人不在少数

何曾是否在曹爽在朝时期,就已经倒向了司马懿,其实是一个值得考查的问题。我们看到魏明帝末年,司马懿远征辽东,何曾上书力劝曹叡在军中设置副帅,以掣肘司马懿。这种站在曹魏立场限制司马懿权力的建议,实在不克还将何曾视为是司马懿的翅膀。朱晓海先生就曾经指出,不宜过度注释何曾的在曹爽时期不仕的行为,何曾其时的这种行为其实和山涛、阮籍的起点都是一般的,只是逃难罢了。

由此可见,“隐”的确是其时不少士人群体的一种选择。在身家人命或者面临危险,或许家眷好处前景不明的情形下,能“隐”则“不仕”,不求显达但求自保,这种行为背后的道德尺度,其实已经是一种变相地否认“臣节”,离“忠”渐行渐远了。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从新把握大权,他录用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作古后,阮籍又为司马师和司马昭的从事中郎。应该说,阮籍在时代大势眼前,毕竟照样避无可避。

欲“隐”而不得,从阮籍嵇康看魏晋之际士人的“第三种选择”

阮籍的画像砖形象

《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世界多故,名流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从《晋书》的行文中,我们能够看到阮籍正本是颇有洪志的,然则在魏晋之际如许特别而又动荡的年月,士人面临的形势如斯复杂而“少有全者”。关于这个“全”,有人懂得为生命危险,而笔者认为这里或者更有“名节之全”的意味。阮籍在曹爽时为了逃难而不出仕,比及司马懿在朝后又出来为官,这显然又和裴秀、贾充的这种见机行事自动倚赖于司马氏的“积极进步”分歧,阮籍的出仕更多的是一种迫于压力的无奈。阮籍如今为了保全本身,效力于司马氏,就很难再说是忠于曹魏,对于阮籍这种谨记孔教者来说,如许的“失节”,心里的煎熬是可想而知的。

在如许的道德幻想和实际政治钳制的伟大矛盾中,阮籍既没有选择激进的抗争,也不想选择“与世浮沉”,于是就只能“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了。阮籍在这之后,就不再积极介入世事,在官时代“禄仕罢了”,而且还自求为“步卒校尉”,原因只是因为步卒校尉营中有厨师擅长酿酒,并且“有贮酒三百斛”,将本身的志向覆没于琼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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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欲借酒而隐于事势

阮籍的耽酒毫无疑问是一种逃避,欲借酒而隐于事势。从必然水平上来讲,阮籍是成功的。司马昭曾经想为司马炎求娶阮籍的女儿,阮籍竟然连醉六十天,让司马昭始终无从提亲,最后只能抛却此事;司马昭身边的大红人钟会曾经想套路阮籍,“以事势问之,欲因其能否而致之罪”,阮籍用酩酊烂醉又逃过一劫。

然而,阮籍究竟出仕了司马氏,毕竟照样不克真正超脱于世事之外。

《晋书·阮籍传》:“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在魏晋嬗代的最后阶段,阮籍迫于压力,再也无法借酒自脱,照样为司马昭做了《劝进表》。今天的我们或许很难想象,阮籍是在多么的矛盾与纠结中写完《劝进表》的。欲为“山人”而超脱君臣名节和家眷好处之辩的阮籍,或许在必然水平上成功了,他想“大隐约于朝”,实际上是无法成功的。若是阮籍拒绝写《劝进表》,或者立时就会人命不保,其家眷也会面临覆灭的危险。然而,在写下这篇《劝进表》之后的两个月,阮籍就黯然离世了。

“栖栖非我隅,惶遽非己伦”,阮籍的平生都在试图自我注释他的所作所为,以追求心里的安谧。这一次《劝进表》的确暂时充任了他保命的安然符,然而这一次他或者再也无法心安,《劝进表》最终成了他的夺命符。

对于无法言“忠”,只能标榜“以孝治世界”的司马氏集体而言,鄙夷礼制的阮籍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政治难题。然则阮籍毕竟照样入仕了,固然“隐”于朝,对司马氏不太合作,但究竟没有公开退出司马氏集体。阮籍面临钟会的盛气凌人,选择了“借酒发狂发慌”如许的手法来蒙混过关,所以司马昭照样对阮籍予以了宽容,甚至未加惩办。

欲“隐”而不得,从阮籍嵇康看魏晋之际士人的“第三种选择”

嵇康的命运加倍悲剧

而同样面临钟会的嵇康,他的做法就“刚烈”的多,所以这也注定了他的悲剧。二、欲隐而不得的嵇康

相对于阮籍而言,嵇康其实更相符“山人”的尺度。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不久,就征辟阮籍为官。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在确定了形势的走向之后,竟然自动参见司马师以获取仕途。嵇康在这个时候,显露出了一个真正“山人”的风貌,他直接拒绝和司马氏的合作。而且对于投靠司马氏的钟会这种“不忠”无节之人不屑一顾,拒绝与其交游,还予以嘲讽和羞辱。

《晋书》:“钟会为上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令郎,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盘蹲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会深衔之。”

欲“隐”而不得,从阮籍嵇康看魏晋之际士人的“第三种选择”

这段经典的对话发生在嵇康锻铁之时

嵇康想要远离政治,然则他尚长乐公主,成为曹氏的驸马,并曾先后官拜郎中、中散医生,这些都显露着他无法真正离开政治。山涛曾经向司马昭举荐嵇康出任吏部的职务,而吏部掌仕宦选举,是一个具有实权的主要地位。嵇康不就征也就而已,他正本能够婉言回绝,至少不消跟司马氏关系搞得太僵。然而,嵇康却偏偏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来拒绝并明志,明确地敷陈司马昭本身不肯意和其竖立任何政治上的关系。张叔辽为市欢司马氏写《天然勤学论》,嵇康又自动出击,写《难天然勤学论》进行辩驳;司马氏以名教治世界,嵇康偏偏写 《管蔡论》,“非汤武而薄周孔”;应该说,嵇康又想远离政治,做一个“山人”,然则他又经常自动出击。这些行为在司马昭看来,无异是扮作“山人”,而处处和本身做对的否决派。

嵇康的死,在正史中扑梦幻泡影,有人说他是因为牵扯进了毌丘俭的兵变,也有人说他是因为钟会的诬陷。

《魏晋世语》:“毌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弗成。’俭亦已败。”

《晋书·嵇康传》:“及是,(钟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弗成起。公无忧世界,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康欲助毌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害时乱教,故圣贤去之。康、安等谈吐狂放,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习惯’。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欲“隐”而不得,从阮籍嵇康看魏晋之际士人的“第三种选择”

嵇康被杀,广陵散也随之失传

本文前面曾经提到过,嵇康曾经因为钟会“无节”,而嘲讽过他,导致钟会记恨。所以就有了后来的钟会在司马昭眼前进言毁谤嵇康,导致嵇康被杀。其实在笔者看来,嵇康虽然是冒犯了钟会,然则与其说是冒犯钟会,还不如说是嵇康其实是冒犯了司马昭。应该说,嵇康的悲剧之处就在于,他看似做出了疏离政治,尤其是魏廷中央政治的选择,然而他其实并未彻底远离政治。作为尚曹魏公主的人,嵇康其实也很难真正地和政治绝缘。最终,他照样成为了魏晋之际谁人特别时代政治的牺牲品。

嵇康的悲剧,正式宣告魏晋之际士人“第三种选择”的最终破产。结语

在魏晋之际政治大更改时期,士人面临主要的政治选择,面临着“忠孝之辩”对于本身的心灵拷问。或许是这种选择过于艰难,于是便有了如阮籍和嵇康如许的“第三种选择”。他们似乎不想接近司马氏政权,然则又怕距离太远;他们不肯与司马氏与世浮沉,又不克处于其对立面。他们有欲图“隐”于政局之外的设法,但其实又是欲隐而不得。“竹林七贤”的最终分化和嵇康的悲剧,宣告了士人“第三种选择”的破产。在经由了魏晋嬗代这个社会思惟和行为模式都在激烈碰撞的转型时期后,以家眷好处为先的社会思潮最终成为两晋社会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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