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来留意修史，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讲：“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错，而示后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从汉今后，几乎历代帝王都有起居注，但撒布下来的很少。首要因其一样不过传，仅作为撰修国史的根基材料之一。
起居注分歧于国史实录。
实录是一个朝代官方所修的本朝史，它大体按照皇帝的在位时间而修，是一朝之史，故实录多冠以某位皇帝的庙号，如《太祖皇帝实录》《太宗实录》《神宗实录》等。一位皇帝身后，朝廷立时会开局修先帝实录，一方面整顿先帝在位时期的各类档案材料，一方面派员到处所去汇集史料，将所得的大量材料依纪年体裁进行分列，实录所记都是政治上的大事。
起居注也是皇帝在宫廷言动的记载。自唐代以来，修史成为官府把握的一件大事，于是修史也成为一种“官”，即史官。起居注官就是一种主要的史官，因为起居注官“近御”的特点，该官也成近侍的一种，非常清贵，往往成为..，甚至由宰相兼任起居注官。
《万历起居注》
起居注所记都是皇帝说什么、做什么，同样是纪年体，以年月日的顺序一一记载，所记内容也都是关于政事的。起居注的中心是皇帝，要在内事，而实录则以宰相及外廷六部政事为中心，这是它们分歧的处所。
一样那些皇帝是不克看本身的起居注的。然则这个轨制到了一个皇帝的手里就被损坏了，损坏这个轨制的不是别人，就是被称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文皇帝李世民。
李世民
在传统上，史书具有监视和指摘皇帝的感化，皇帝做了什么坏事，史官都要如实记录下来，是非、贤劣，后人自见。唐太宗李世民是经由玄武门之变上台的，然则这件事对他来说不单彩。他很想知道他父亲唐高祖李渊时期的起居注对此是怎么记载的。贞观十三年（639年），就“谓谏议医生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透露想看起居注，可是其时的划定是起居注不许可让皇帝本人查阅的。褚遂良“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唐太宗禁不住又问道：“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话中隐约透出本身的担忧和不安，同时又似乎是在以君临世界的皇权来考验对方。这无异于给褚遂良出了道难题，可他不假思索地答道：“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这时，黄门侍郎刘洎..一句话：“借使遂良不记，世界亦皆记之。”看到这些大臣的否决，李世民只好作罢。
房玄龄
然则唐太宗照样不情愿，第二年“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宿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宿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医生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难免刑诛。如斯，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从以上的记载中我们就能够看到，李世民心中，谁人“玄武门事变”一向是他的芥蒂，要否则他不会屡次三番想要去看本身的起居注，看过之后还专门下指示。随后我们看到的李建成、李元吉都是不和形象的原因人人也就领略了。
自从李世民开了这个例，今后只要关心本身信用的皇帝，都能够自由查阅起居注，若是看到对本身晦气的甚至能够让史官进行删改。皇帝能看到记载本身行为的起居注，必然轻易造成假史和伪史。写到这里，笔者不禁要问：大唐汗青，还有信史可言吗？
朱翊钧
宋、元都有起居注，明初时，朱元璋也设有起居注官，编写起居注，但厥后未能对峙，一向到万积年间，在官员“存一代之史”的呼吁下，恢复了起居注，这便有了《万历起居注》。
当初万历临幸了一个宫女，这个宫女怀孕了，万历就骗李太后没有这事。李太后就号令把起居注拿来，这下万历皇帝哑口无言。但此后没有持续，这是明朝修史不完整的处所。清代则恢复了这个传统，我们知道清朝皇帝非常留意修史，对包罗起居注、实录之类的官史进行了频频点窜和润饰。
总的来说，修起居注也是朝廷修史工作的一部门，修史正本对皇帝是一种舆论制约，然而跟着皇权之张，皇帝便能够随意干涉修史。“载笔世界，不敢不记”也就酿成了一句时兴话，用张学良谈加拉罕的话说就是“特说说好听耳”。这能够说是李世民开的恶劣的先例，损坏了历久形成的精巧轨制。这位一代英主因为本身的芥蒂导致正常的舆论监视酿成了一纸空文，或许这就是人治社会的必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