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里的男性服饰
女性服饰在《金瓶梅》里是服饰叙事的重头戏，但男性服饰的描写与叙事，同样是其整个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门庆的第一次亮相，作者用了九个"儿化"的词来写西门庆服饰。此形象即土豪标准像。到了西门庆贿赂做上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一职后，西门庆的服饰，有了重大的变化。西门庆官职刚到手，就"使人做官帽，又唤赵裁缝率领四五个裁缝，在家来裁剪尺头，攒造衣服"；迎请朝廷大员着"青衣冠带"；去京都拜见位极人臣的蔡太师"戴上忠靖冠"和"穿上外盖衣服"。此时的西门庆，毕恭毕敬，不再是阳谷县寻花问柳的土豪，而是一位像模像样的官员。
全书虽写的是大宋故事，但所有场景都发生在明期（《金瓶梅》初刻大致在隆庆万历年间，即公元16世纪中期），服饰于此，既给我们留下（近）古代服饰的样式和（近）古代服饰的制度的真实记录，又留下了许多想象空间。
西门庆本是阳谷县的地痞土豪，即使当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宋并无此官职；《明史/官职》记有"金吾"等十九卫，"副千户"一职，从五品），他更多的时间，仍是在阳谷县做生意和找女人。所以西门平素最喜的服饰是"五彩飞鱼氅衣，白绫袄子"，尤其是"白绫"。"白绫"在《金瓶梅》里，并非吉物，相反，是西门庆与他的女人们的凶兆和死亡的转喻。西门庆的女人，大都喜欢穿红色的服饰。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宋惠莲等，包括一身豪装的林太太在西门庆面前也穿的是"大红裙"。一白一红，极具性感和文本暗喻，同时也见证了色彩于服饰是服饰制度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像《金瓶梅》这样用于人性的善恶、用于人物的性格、用于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中国文学里是罕见的。
《金瓶梅》里的服饰既是"道具"更是文本
《金瓶梅》里的服饰花样繁多、流光溢彩，几为穷尽其有：皇亲国戚、达官贵胄、士子商贾、命妇庶妻、小姐丫头、贩夫走卒、朝服礼服、官服民服、时装职装、外套内衣……在《金瓶梅》里，连一些过客，如只出现一次的兵勇等的服饰，都写得极为认真、决不马虎。当然，一些服饰或许是"小说家言"，尤其是官服，如提刑官的服饰。提刑官一职独见宋，即"提点刑狱司"里任职官，品级大约在三至四品之间。查《宋史/舆服四/诸臣服下》并不见"黑青水纬罗五彩洒线猱头金狮补子圆领，翠蓝罗衬衣，腰系合香金带"之制度；再查《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也不见此制。可见其杜撰的意味。即便是杜撰，《金瓶梅》也有根据。《明史/舆服三/文武官冠服》标出三品四品的文官服为"孔雀"(三品)、"云雁"（四品），武官为"虎豹"，《金瓶梅》将其"虎豹"转为"金狮"。并在"金狮"之前，还加一"猱头"。猱，是一种类猿动物，猱作为服饰制度的标识，均不见宋明两季官职服饰制度。"猱头金狮"显然具有搞笑的元素。此"搞笑"以及另一些场景里的服饰"展演"，把服饰的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虚构，结合得天衣无缝。仅此，足显《金瓶梅》文本的讽喻与反讽的卓尔不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