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用途的角度来看，官员的权力成本能够分为两种：一是获得权力的初始成本，任何人要进入宦海，首先要拿到宦海的入场券;二是初始权力到手后若何维持、调养、增量后继成本。
在捐纳体系下，初始成本较轻易较量，好比清代为了增加财务收入，大开捐例，各类官帽子明码标价，凭据几份清代捐纳银数的材料，能够制成一个“卖公价目表”。
但要估算出正路身世的成本则对照麻烦，以张集馨的科考履历为例，简略地评估一下他为获得官员身份所支付的经济成本。张集馨从5岁收家塾开蒙，到22岁进京捐监，当了17年童生，教育成本有几多呢?
旧时，最大笔的教育成本施展为支出给塾师的薪水，称为“束修”。凭据一些族谱的记载，道光—咸熟年间，江浙一带家眷塾师的束修每月为五千文摆布，折算成银子大约有四两。
道光元年( 1821年)，22岁的张集馨还未取得生员的功名，便带着200两银子进京念书。按清代划定，未获得生员资格的考生，若是想列入乡试，还有个变通的法子：到国子监捐个监生，相当于到国都的国立大学当自费生，这叫做“捐身世”，有了国子监学生的身份之后，便能够列入在顺天府举办的乡试了,张集馨预备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张集馨捐监时还差点儿出了不测，他带来的银子被一个亲戚借走且不愿还，几乎误了捐监大事，亏得他的当卫千总的兄长正好押运漕粮到京，才帮他垫付了捐监的费用。道光二年七月，张集馨捐监、印结等手续打点完毕，八月便列入了顺天府的乡试，究竟高中黄榜，成功晋身为举人。但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张集馨却榜上无名，三年后的会试，他再一次名落孙山，张集馨一边铆足劲儿持续考进士，一边接管礼部放置，到一处国立学校当教习，报到时又被索去二十多两银子的手续费。
道光九年( 1829年)，张集馨总算中了新科进士，拿到了一张响当当的宦海入场券。为着这张入场券，单来较量经济账至少也有一千两银子了。不外，一千两银子的初始成本，与张集馨入仕后为维持、增持其权力值的后继成原形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张集馨虽非投契谋求之辈，不外情面应酬都能随俗，连他本身也认可：“ 应酬弗成谓不厚矣!” 那么，宦海应酬的开销有多大呢?
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 汀漳龙区域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除名，带着家眷、兵役、侍从等三千多人声势赫赫打道回乡，路过漳城。颜总督固然已离职，但他经营的权力收集还留在宦海上，处所官们天然不敢稍有怠慢，为了招待这位前向导人，既备酒菜，又奉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 )，共花去公款一万两银。
张集馨记录得最详尽的是他任督粮道( 相当于财务厅长 )时的平常应酬情形。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张集馨获任陕西督粮道，这是一个公认的肥差，被视为“财神庙住持”。因为是肥差，陕西的宦海欢迎经费也由督粮道负责，张集馨的工作就是终日迎来送往、请客宴乐，凭据张集馨的记述，总计下来，一年开销(包罗每年送给处所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样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罗送给同僚同伙的经济施舍金。
一年五万两银的支出，即使在官位对照贵的乾隆朝，也够捐三顶道台的官帽子了。那么张集馨收入几许?按张氏自述，他每年约有六万多两银子的进项，扣除上述公务应酬与私人费用，已所剩无几。
要在宦海上混碗饭吃，与上司、同僚甚至部下之间多加联谊是极为主要的事。因为权力需要用情面来维持，而情面则需要用欢迎来维持。这里的情面，已不是纯真的人际交往，而是一种主要的隐权力介质;这里的欢迎，也不是简洁的尽田主之谊，而是持有或增持权力(包罗隐权力)的需要成本。
而对于那种充任不了隐权力介质的纯粹情面，张集馨其实出手并不风雅，甚至有点儿小气。好比他给京官们送礼，舍得一掷万金，可老丈人进京治病向他借两千两银子，他却没有准许，只送了300两，还不大愿意;在陕西当督粮道时，欢迎要员不敢稍有不周，但老丈人派人来西安向他索要几头健骡、几件狐皮袍，他都没有准许，甚至感觉老丈人几回索需，“ 不免不近情理 ”。
情面关系既然具有维持官员权力、隐权力的主要功能，那么我们就不会新鲜：为什么帝国宦海会成长出一套半轨制化的送礼名目，好比“别敬”、“程敬”、“炭敬”、“冰敬”、“三节两寿”等等。
各种名目的送礼老例，又总称为“黑钱”。尽管任何正式的官方文件都不会给官员划定送礼的义务，但致送黑钱的宦海守则无疑是所有官员心照不宣并配合遵守的，连礼金的规格都有了商定俗成的尺度。在张集馨生活的道光年间，甚至显现了由省财务部门统筹收取黑钱的成例，据《清宣宗实录》记述，巡抚、布政使与按察使衙门的幕友每年也要收受节寿黑钱，由首县(省衙门驻地的知县)摊派给各州县，再由藩司用印札代为催取。
致送黑钱方面的支出，张集馨也留下了具体的记录。他被录用为陕西督粮道时，出京之前向京官送礼辞行，共送出别敬一万七千两银子。其时他并无蓄积，钱是向广东瀛行、同伙和西洋人借来的。不外，他任督粮道一年，不只连本带利还清了假贷，还给仪征家乡寄回一万多两银子，可见督粮道的权力含金量的确非同小可。这笔权力收益当然是来自对公民赋税的浮收，张集馨也心中稀有，是以“ 心每不安 ”。此外，张集馨记录在案的别敬还有好多，送出的礼金也是一个大数目。
张集馨37岁任知府，66岁告假回京，宦游30年，扣除中央被参除名和母丧离任的10年，主政一方的时间达20年之久，所送出的各类“敬”事实有几多呢?据估算，张氏记录在案的数目，没有记录的三节两寿礼金按较低尺度的每年一千两算，合计起来，20年来他至少送出了十万两银的规礼。
至于张集馨收受的规礼，因为他对照制止，留下的记录也较少，所以尚无法估算。不外，若说张集馨完全不收部下“孝顺”，也弗成信，因为规礼若是只出不入的话，张集馨只能喝西寒风去，而晚年张集馨还有余钱购置田宅财富，给本身捐加顶戴花翎(捐输两次，共花去一万两银)。按其时的白银购置力折算，十万两银值人民币1500万元。以如今的目光来看，给向导奉上一千多万元，显然是毫无疑义的贿赂罪了。然而在晚清宦海，黑钱虽陋，却也不全然是行贿行私。
张集馨担当陕西督粮道时，陕西的巡抚恰是台甫鼎鼎的林则徐。凭据张集馨的记录，林则徐每年都接管张氏五千二百两礼金，但从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七年( 1847年 )写于陕西巡抚任上的《析产阄书》这份遗嘱性质的文书中能够看出：林则徐的田屋财富约值三万两银，是他从养廉银中抠出来购置的，“ 面前无现银可分” 。他还敷陈三个儿子：“ 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费用。 ”那么张集馨每年送他的五千二百两银(其他陕西官员致送的礼金姑且不计)到哪里去了呢?临时没有响应的记录，不外，正如张集馨需要将他的大部门收入拿出来用于宦海应酬、情面往来，林则徐为维持其权力，同样需要支出成本。
我们当然能够将其时宦海上的情面应酬与送礼政治视为靡烂，但必需看到，这种“靡烂”有“合理”之处。首先，帝国无法供应一种轨制化的权力分派预期，官员的权力份额受到各类隐权力身分的侵蚀，为了连结权力份额不流失，官员需要经由情面收集来获得隐权力支撑。这在其时叫做“通声气”、“保位”、“求升擢”、“以幸提挈”。
张集馨、林则徐都算得上是不忘本的清官，但张氏不克不浮收，林氏也不克不收受礼金，不然，他们若何掏得出那么大数目的权力维持成本?
张集馨晚年对仕途前途深感失望，回忆起本身调任处所以来，每次致送的礼金“ 弗成谓不厚矣 ”，但本身的官位却一向停留在布政使上，十年来不得寸进，心中颇为感伤：我送出了那么多厚礼，从来没有据说有人将我的政绩奏报给皇上，应酬送礼有什么用?张集馨说得有些过激，但事实上，与他“ 旧交相得、贴心贴腹” 的琦善、林则徐都曾密保过他。应酬送礼事实有没有效处，看看张集馨的一次履历就知道了。
咸丰三年( 1853年)，张集馨在河南布政使任上被顶头上司直隶总督桂良参了一本，遭除名。桂良为什么要弹劾张集馨?写在奏折上的来由是张“ 不听调剂，滥用帑金 ”，按张集馨本身的说法，则是因为桂良“ 欲置人于死地，以泄其借钱不遂之嫌 ”。总督向部下支借经费，张集馨竟没有爽快准许，这等于损坏了他与桂良之间的情面关系，被参革似乎也是料想中的事。三年后，张集馨起复，署任甘肃布政使，因担心桂良从中作梗，便托付与他交好的保定知府代为疏通。保定知府跑去跟桂良说，张集馨以前犯了差池，如今已非常悔怨，进展能拜在总督大人门下，执门生礼。桂良听后大悦，给张集馨来了封信，张集馨也赶紧复信，然后毕恭毕敬赶去参见，并奉上“土宜八色”厚礼，总算修复了他与桂良之间的情面关系。
这是送礼应酬的第一个政治功能：接通隐权力管道，不乱官员的权力预期。
其次，中央财务也没有给官员供应轨制化的民众预算，固然朝廷也给部门京官和处所官发放一笔“公费”，但根基上入不足出。处所的办公费用，平日来自各种名目的黑钱，这些黑钱收上来究竟算处所财务照样小我所得，往往分不清，似乎用于公务就算公款，用于小我开销就算私款，可是，有些支出，事实算用于公务照样私务也很难说得清。此外，清代官员用于礼聘幕友佐政的开销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若是不领受黑钱，生怕连办公都无法维持。
这是送礼应酬的第二个政治功能：填补民众财务之不足。
张集馨曾以“ 政由贿成 ”来评价他身处的宦海，这四个字正好透露了“权力成本学”的机要：权力的行使谓之“政”;“贿 ” 说好听点是各类“敬”，说刺耳点就是黑钱，总之就是权力的成本，不支出这个成本，“政”即“不成”，权力即运转不灵。恰如其分的“贿”是维持权力正常运转的需要成本，超出合理限度的“贿”才被帝国的官员们当成靡烂。清官与贪官的区别，不在于“贿”之有无，而在于“贿”之水平。“敬”也好，“贿”也罢，从外观上看，是由处于权力粗俗的官员支出的，但归根结底，所有的权力成本都得由纳皇粮的老公民来买单。
康熙皇帝曾公布永不加赋，朝廷给一个州县配备的领薪官员一样也不足十人，支出给朝廷命官的正式薪水也不算高，按事理说，维持帝国这部权力机械运转，成本应该不至于太高。然而，除了正式的领薪官员，晚清宦海上还寄生着一帮数目非常宏大的隐权力集体，他们也要品味民脂;除了正赋，帝国还有名目繁多、名堂百出的附加税，再加上其他横征暴敛，小民作为权力成本的最终承受者，早已吃力不胜言。正如张集馨所说：“ 小民终岁勤动，所得几许?赴仓纳粮，任听鱼肉而不敢一较!” 而当权力成本膨胀到小民不胜重负，决心“一较”时，距帝国的整部权力机械完全瘫痪，估量也为时不远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