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一直在想啊，如果那天，真的去参加了考试，结果会怎样？老实说，科学地想了想，以我的基本功，几乎肯定是要被退货的。但至少，这样就让我彻底死心，不用为了自己的怯懦而后悔。
我工作得很早，十九岁就已在上海邮政上班了。刚开始，国企还被认为是不错的单位，起码不用担心丢饭碗。后来，国有企业优势渐少，也与传统产业受到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冲击有关。不少同事跳槽到民营公司，或去了中国电信或中国移动。有一年晚上，与几个写小说的朋友一起吃饭，随意地问起互相的收入，而我的工资收入居然低到他们都不敢相信。
在单位里，我做着平凡而无聊的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简单重复。我很少跟同事们说话，因为几乎没什么共同语言。也有个别年龄相仿的同事，能说一些关于电脑和影视的话题，也仅此而已。至于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同事，我只遇到过一个，比我大了十几岁，因为我在公用的电脑里，发现了她打的古典诗词。于是，我也经常暗中打几段古典诗词上去。
那几年心情阴郁的时期，大概激发了倾诉的欲望，不倾诉给身边任何人听——只写给自己。从十八岁到二十岁，我只要不上班就待在家里，每星期悄悄写三首诗，至今看来虽幼稚而拙劣，却真是一个特别的青春期。
我经常去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静安区图书馆等等，我一期不落地看《诗刊》，看《收获》和《当代》。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当时在文学期刊上的莫言的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发现小说带给人的乐趣无穷。
我又读到了卡夫卡的《审判》、《在流放地》、《地洞》、《乡村医生》、《诉讼》……这个瘦弱的男人，无异于又给我打开了一方天地。我惊讶，初读《诉讼》我就可以理解他的痛苦。因为我也处于一个上班的“单位”之中，不晓得明日往何处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