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认识金宇澄老师。当时《上海文学》杂志发了一篇我的小说《小白买》，恰好金老师是我的责任编辑。正好一起参加作协的活动，我和金老师也聊了几句。我是个内向的人，整个活动过程中很少言语，金老师却跟大家说：“不要看小蔡不声不响，他的心里头很有想法呢。”后来看了《繁花》，先是在弄堂论坛里，然后买了实体书，满心欢喜。不仅因为小说写得好，也因其中主要的两个地段，思南路是我工作过的地方，而长寿路与大自鸣钟，则是我从小长大以至于仍然生活的地方。看《繁花》，竟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而我想起他评价我的“不响”两个字——《繁花》的精华，不尽在“不响”之中吗？
“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繁花》
2014年，春天，我又一次遇到金宇澄老师，我说起我刚写完一个短篇。金老师鼓励我给他投稿。当时，我觉得自己对于纯文学期刊来说，完全是个门外人，我毫无自信心地投了过去。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个礼拜，有天早上，我收到金老师的短信：“小说很棒，充分显示了拓展力量与特点，准备用在（上海文学）八月号的头题”。那天中午，我独自在家吃午饭，一边吃一边掉下了眼泪。
这也是我的“不响”。
03
“一夜”
2014年，一次大面积航班误点被困在机场的经历，让我突然想起《最漫长的那一夜》这几个字。那个春天，我正好在写一个短篇，名叫《北京一夜》。这是一个关于说故事的故事，故事里带有我自己的成长记忆。虽然借一个北京出租车司机之口说出，但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地域之间并没有太大距离，受着相同年代的教育长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我们是有多么复杂啊。这一切与文本或结构无关，只来自两个字——记忆。
那年四月，我过北京，住长虹桥，零点时分，独自出门打车，直奔百花深处，寻找有位老妇人犹在痴痴等。百花深处胡同，空无一人。我一个人走了后半夜，几乎迷路，穿越北京的胡同和小巷，一直走到了后海。好像我真的是故事里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