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斌刚刚结束的这个项目，让他在2018年有近300天的时间都呆在对接方专门提供的一间办公室里，“和同事、家人接触的时间都不如和项目方接触的时间长”。
“其实说结束，有些勉强”，吴斌苦笑，“这个项目在某个IPO过会企业较少的省份，今年本身IPO环境不好，这家企业自身资质较好，IPO过会几率较大，领导一直很关注。我们跟了接近一年的时间，然而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在11月底，负责这个项目的领导因为酬劳与公司未谈拢，带着这个项目跳槽去了另外一家券商，参与项目的7、8个人，，仅有1人跟着这个领导去了新的公司，换句话说，无论我们为这个项目做了多少工作、哪怕是已经计划定在2019年1月递交IPO申请，这个项目的酬劳和我们这6、7个人已经没有关系了”。
投行业务一向被称为“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工作，据吴斌介绍，一般情况下，企业会给募集资金的6%作为酬劳付给券商，“年净利润一个亿的企业，券商可以收到4000万至5000万的‘辛苦费’，如果是大型央企，为了打响品牌，接一些大的客户，一般券商压低价钱也会去做，但是如果企业没有过会的话，券商拿不到一分钱的保荐报酬，像那个忙了一年的工作，我们只在最开始拿到了30万左右的财务顾问费”。
吴斌所在券商在这个项目上应该能拿到大约1000万的酬劳，根据往年经验，吴斌本来预计自己的提成和奖金加一起能拿到100万左右。随着领导跳槽，这一切都成了镜花水月。到目前，吴斌一直拿着每月8000元的保底工资。
迷惘里的希望
谈起那个跳槽的领导，吴斌似乎有点淡淡的羡慕，“年成不好，有活的领导就比较硬气”。
他介绍，作为一个投行“金融民工”，他1个月在办公室的时间不超过1个星期，“没有项目的时候很清闲，清闲的发慌；有项目的时候就忙得什么都顾不上，忙的时候连续几个月的时间加班到深夜做各类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