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融资收缩过快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快速提高。在融资过快收缩、融资渠道受阻的情况下，企业融资成本不可避免地出现上升。特别是受表外融资转表内的影响，当前银行信贷供需偏紧，贷款利率升幅较大。2017年全年，非金融部门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上升了0.36个百分点，今年3月该利率已升至6.01%，较上年末进一步提高了0.21个百分点。在当前融资形势下，非信贷社会融资的可得性明显下降，其利率已经明显上升。有数据表明，私募基金通过理财产品提供融资的利率至少在15%左右。考虑到银行更倾向于给大型企业融资，中小民企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压力更大。
三是“非对称”去杠杆给中小企业融资增加困难。适度的融资收缩有利于挤出之前无效或低效的融资，但在融资总量收缩过快、银行信贷成为当前主要融资渠道的情况下，由于银行往往更为青睐大型国有企业和优质民企，这些企业本来并不依赖非信贷融资；而很多主要依靠表外融资、目前确实有实际融资需求的中小民企承受着相对更大的融资收缩压力，而原本杠杆率较高的国有企业去杠杆效果却不明显。可见，融资收缩过程中的“非对称”去杠杆既使去杠杆的效果打上折扣，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带来更大压力。
四是企业大举境外融资导致我国短期外债增长过快。由于国内融资渠道受限，部分企业选择加大在境外发债、跨境贷款等融资力度，致使近两年我国对外债务上升较快。截至2017年末，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同比增长20.8%，较2016年末显著提高了18.5个百分点；其中，短期外债占比为64%，较2016年末提高了3个百分点。2017年末，我国负债率为14%，债务率为71%，偿债率为7%，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例为35%。尽管这些指标均在国际安全线以内，但目前的增长速度不降下来，未来潜在风险将会上升。尤其是未来我国经常项下大幅顺差难以再现，2018年开始基本平衡或小幅逆差将成为常态，这种情况下资本项下的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人民币汇率、资产价格乃至于货币政策都将会承受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