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医学临床转化的过程并不容易，甚至荆棘丛生。
以詹姆斯·艾利森为例，上世纪90年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他发现抑制CTLA-4激活T细胞可以抑制黑色素肿瘤细胞的生长。为证明抑制CTLA-4是一个可行的肿瘤免疫疗法，他毅然离开伯克利来到斯隆凯特琳纪念（Memorial Sloan Kettering）癌症中心，担任路德维奇（Ludwig）免疫治疗中心的主任。就在那里，他与黑色素瘤临床专家Jedd D.Wolchok医生合作，共同开发Mederax（一家生物制药公司）研发的CTLA-4抗体，以治疗黑色素瘤。
艾利森曾回忆，当年CTLA-4抗体初上临床，找病人参加实验不容易。有位中年女性黑色素瘤患者在所有化疗手段失败后，依然有个顽强的念头：要活着参加孩子的高中毕业的典礼！多活几个月，就能熬到那一天。幸运的是，接受CTLA-4抗体治疗的她，不仅参加了孩子高中毕业典礼，还参加了孩子大学毕业典礼、婚礼等。不过，大多数病人没那么幸运。就像大多数新研发药一样，CTLA-4抗体也是几起几落，因为并不是每个病人都有效，这些病人还都是耐放疗化疗的晚期肿瘤病人，生存期大约只有半年。
相比CTLA-4抗体，PD1抗体的肿瘤疗效和应用层面要好很多，在黑色素瘤、肺癌、肾细胞癌均展现振奋人心的结果。不过，艾利森作为开路者的功劳实在功不可没。
“这是一项坚持了20多年的研究，这是一群执着的科学家，起初在人们还不是很理解肿瘤免疫治疗的时候，一度还有人说这是在死胡同里打转。”清华大学免疫学研究所祁海教授与文汇报记者谈及一个细节，詹姆斯·艾利森的很多家人死于肿瘤，艾利森的执着坚持、希望找到治疗肿瘤的办法，与这种痛彻心扉的支撑力不无关联。
原来，艾利森童年时母亲死于癌症，两个哥哥一个死于癌症，一个也患有肿瘤。他的一个叔叔也死于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