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且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虽然，若必有以也，尝以语我来。”
“再说，以前夏桀杀了关龙逢，商纣杀了王子比干。这二人勤于修身，爱护百姓，但由于居下位而拂逆上位，所以君主就利用他们的修养来加害他们。这是好名的结果。再说，以前尧攻打丛、枝、胥敖，禹攻打有扈，使这些国家变为废墟、百姓灭绝，国君也被杀害，这是因为他们不断用兵，贪得无厌。这些都是求名好利的结果。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名与利，连圣人都无法超越，何况是你呢？虽然如此，你一定有你的想法，不妨说来听听。”
关龙逢与比干被杀害，是为了完成“好的臣子”之美名（好名），君王于是利用这个弱点，最后，他们的生命也无法再去完成更高的价值；四国被灭，不断用兵，贪得无厌则是因为“求实”。庄子认为名利是社会群体所制造的，名利再怎么可贵，也比不上生命，甚至会妨碍个体自我的心灵修养，如果为名利而牺牲，当然是本末倒置。
圣人不能胜过名实的诱惑吗？庄子在此是借孔子之口说不能，所以未必构成“圣人”概念的混淆。不过“圣人”概念在《庄子》中，确实有双重含意。道家说“圣人无名”（圣人化解名声），因为圣人的目的是为百姓服务，所以名声对他不构成诱惑，然而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一个人做好事，目的不是为了别人的称赞；但如果有人称赞，又何必拒绝呢？”这使得社会上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会更愿意做好事。所以在因果关系上，不须一刀两断。人做事总会有动机，或为名，或为利，，但名利如果作为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目的，就不会构成困扰。休谟主要是针对康德“义务论”所提到的“做好事是出于事情本身是应该做的，而非为了好的结果而做”而言。譬如到医院探病，是因为“朋友”住院，对朋友本来就有这个义务，而非任何“朋友”之外的其他因素。康德的思想是很高尚，但很难落实于人间，休谟的思想则较为平实。
“丛、枝、胥敖”，在《齐物论》中写成“宗、脍、胥敖”，可能是形误（“枝”原是“快”）以及音近（“快”与“脍”，“丛”与“宗”），《庄子》书中这类情形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