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在反对派以结党乱政的罪名攻讦范仲淹的时候，支持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的欧阳修不合时宜的向赵祯进献了著名的《朋党论》，公然呼吁君子应该结党，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严重的触犯了赵祯这个皇帝的忌讳，封建王朝时期，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可能支持手下的大臣们抱团结党威胁皇权，《朋党论》一出，把本来支持变革的皇帝赵祯给吓住了，开始担心并警惕起以范仲淹为首的变法派。
第三：宋仁宗庆历三年才开始搞“庆历新政”，可没多久，即庆历四年，宋朝和西夏的战争局面被打破，这一年宋朝和西夏签署了“宋夏和议”，宋朝再次用赐岁币的方式换来了边境地区的和平，虽然宋夏之间的和平很可能只是暂时的，但“宋夏和议”的签订使“庆历新政”失去了目的性，都和平了，还急着改什么革？
于是在大部分被“庆历新政”触动了自身利益的官员们的群起反对声中，又担心范仲淹及其追随者们公然结党而势大难治，被新政引起的党争搞得焦头烂额的宋仁宗赵祯在国家外部形势得到极大缓解的情况下叫停了这次变法，“庆历新政”的主要支持者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先后被调出中央到地方任职，进行不到两年的“庆历新政”夭折。即使后来“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上书赵祯希望再次变法，可赵祯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产生了心理阴影，再加上赵祯执政后期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没有亲生儿子继承皇位的问题上，因此再没有搞过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