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姓氏和表字的陈胜，本身是秦朝二十等爵制约束下的“政权基本盘”的一份子，作为一个应有“不更”以上爵位的体制受益者，他的生活再苦，也不会比秦朝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刑徒、债务奴更凄惨。
从这个意义上讲，称他为“农民起义”还真不为过，在秦朝社会之中，没有吏职，又非贾籍、奴隶、刑徒、居赀的有爵者，才有资格称为“农民”，在他之下，连人都不算，只能算是“财产”，无非是分“国家财产”还是“私人财产”罢了。
促成陈胜走向反体制道路的原因，当然不是什么“苟富贵勿相忘”的所谓性格分析，但凡好好读读《史记》就能发现，战国、秦、汉的世风一直如此，毫不讳言对富贵的渴求，希望获得现世的显达，只有卖鸡汤的才会把这点事儿翻过来调过去地吹。
真正的关窍有两条：
其一，秦制自身固有的包含自我毁灭的源代码；
其二，秦朝基层官吏不堪重负导致的全面离心。
秦制的自我毁灭倾向，三解在《一篇文章看尽“暴秦”的兴与亡》已有论述，其根本症结即在于秦法体系下，只有两个元素是不变的，而其余的元素均是资源化的。
两个不变的元素是“纸上的君主”和“纸上的官僚组织”。
严格来说，法家理想状态下的社会中，君主是虚化的，这一点与儒家的“圣王垂拱而治”的理想状态无限近似，即君主只是一个“岗位”，一个“角色”，而非一个人格化的“人”，唯其如此，君主的人欲才能对整个制度运行影响最小。
而以丞相为首的“官僚组织”，则依据纸上的律令程序来进行公文的上传下达，形成完美的自体循环，最完美的状态即所有人都是螺丝钉，可以随意替换，不受成员贤愚的影响，哪怕是丞相，也只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机器。
两者之间形成的合作联盟，就是秦法体系下的“核心利益”和“系统核心”。
在“系统核心”之下，是“资源供体”，即包括二十等爵制结构下的编户齐民，贾籍、百工、七科谪，以及各种官奴隶、刑徒、债务奴隶的所有“被统治者”。
简言之，秦国、秦朝社会是一个完美的“官—民二元”结构。
正如三解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功臣名将的下场如何？》一文中早已讨论过的，秦制下的列侯封君本质上与一个“公卒”并无不同，都是“官”统治下的“资源”，只是资源化的方式和程度依据法律规定有所区别，“出钱”、“出粮”的同时还要“出命”。
而无论秦、汉，制度概念下的“吏”都是尽量避免“出命”的，而且逐步走向不用“出钱”、“出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