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还将话语权的转移彻底转化为以艺术家自我为中心，他说：“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仇与赵虽品格不同，皆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
董其昌论画册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玄虚和恐怖，画家把宇宙玩弄于手，往往长寿；细致刻画，反为自然所困，就会短命。恰恰画得细密周详的赵孟頫、仇英都短命。画家以画寄情，以画为娱。这样中国画原有被朝廷征招的教化功能，为赏画人服务的装饰功能、欣赏功能等等，都退避三舍，只剩下画家自我观照的笔墨自娱功能，中国画从此成为不受赏画人制约的单边行为。
董其昌仿米芾《洞庭空阔图》局部
董其昌不但自私而且厉害，他把自己业余水平的绘画，用文人画概念，生、拙等评价标准，一股脑地包装成正宗，彻底颠覆了中国画的创作、评价体系，还要保证这一标准能够流行，不惜以画家寿命相要挟：不照他所说去做那是不想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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