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盐商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首先要拿到经营许可和配额，也就是所谓“盐引”。
由于卖盐是暴利，所以盐引本身非常值钱，《儒林外史》里就写到，盐商们聚在一起，喜欢聊的，就是盐引（俗称窝子）价格的涨跌。
有些老资格的盐商，拿到盐引之后，自己根本不从事贩运销售，把盐引转租给别人，就可以获得巨额收益。
而通过这种方式获益最大的，不是其他任何人，正是内务府。谁拥有的盐引能够比内务府，也就是皇帝本人更多呢？所以内务府只需要盐引租给盐商，白银就滚滚而来。如著名的皇商山西范氏家族，曾经向内务府交纳“引窝银”64万余两，换取世袭贩盐的特权。而长芦盐商王惠民父子，在乾隆十九年被发现“一银两抵”，即把上缴户部的税银，同时充作应缴纳给内务府的利息。统计下来，短短数年间，他少交的银子，就达到35万两之巨。要是所有从内务府拿盐引的商人要缴纳的金额加起来，就非常惊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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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管是不是从内务府拿到的盐引，盐商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还经常向内务府借钱。
这件事，从乾隆最崇拜的祖父康熙朝开始。借钱公开的理由，是盐商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向内务府求支援应急。不能说这个理由一定就是错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内务府因此可以收巨额的利息。
所以跟皇帝借钱的实质，反而是送钱给皇上花。
如乾隆十三年，皇帝向两淮盐政提出：内务府有盈余的银子，存在两淮运库，应该产生相应的利息。朕东巡需要赏赐扈从，请送五万两过来，并且以后每年都要如此。两淮是全国最大的产盐区，两淮盐政也是最大的肥缺，所以对皇帝的这个要求，当然没有任何搪塞拖拉的理由。
第四，国家有个大事小情，盐商们还要大量捐款。
这件事，也是在乾隆年间达到顶峰。朝廷对外征伐，有军需报效；各地修建堤坝，有水利报效；民间发生灾情，有赈济报效⋯⋯有学者统计，乾隆一朝盐商的各种报效，举其大者，就有长芦盐区6次，两广盐区4次，两淮盐区33次，累计至少3800多万两。如乾隆十三年，两淮盐区先是因为金川之役，报效军需银100万两，然后报效内务府充公银30万两，紧接着又因为筹备皇帝南巡，再报效100万两。这里面军需银是国家开支，后面两笔，都是用于皇帝个人花销的。
关税
所谓榷关或者常关，是指古代征收商品通过税——不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出入境贸易——的地方机构，关税是乾隆中后期的第三大税收来源，年收入是四五百万到七八百万，约占国家总收入的12%。
从宣传口径上说，关税是“取商贾之纤微，以资军国之需”。榷关的官员和盐务系统一样，内务府包衣占据主导地位。各榷关或者派专人管理，或者有封疆大吏兼管，但无论采用哪种形式，往往和内务府都脱不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