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认为，臣是出于与君主共治天下的需要而设立的，大臣出来任职不是为了君主一家之姓，而是为了天下万民。因此，大臣应以天下万民为己任，重视百姓，为民谋利。如果君主的言行不合乎此道，即使他用形威和权势来强迫，大臣也不应该苟且屈从，更何况甘愿“无形无声”地服从？如果君主的言行不合乎此道，即使正立身于朝廷之上，臣也不敢盲目认同，更何况甘为君主自杀其身？如果大臣以满足君主的私欲作为原则，接受了君主基于嗜欲的强迫，甚至为他殉身，那么这只是君主的宫妾私奴之所为，而非真正的大臣之所为。在这里，黄宗羲认为，是否遵从“以天下万民起见”之“臣道”，成为分辨臣是否为真正的臣的标准。
黄宗羲认为：为臣者，出仕不是为了君主，必以“万民之忧乐”为己任，而只是单纯地为了百姓民众，是为天下万民，而非为天子ー人一姓。君臣应该同心协力为天下“半世经营”。君臣明职,天下为治，以民为本。为人臣者不仅要树立出仕“为天下,为万民”的人生观,下达政令“以天下万民起见”，而且还要认识到“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不可轻视斯民之水火”。
【传统君臣关系】
古代社会中，上下尊卑、亲疏的宗法等级关系贯穿家庭、社会、政治生活，成为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结构和“天然形式”。伦理道德与政治一体化是古代社会的特点，“古代君王最初是以宗族大家长的名分行使政治权力的，三代的君主皆以‘君父’自居。”臣与民则定位为“臣子”、“子民”。此外，在“天命”的神威下，臣、子、妻对君、父、夫，具有绝对的顺从义务。后世将纲常伦理化为神圣的体系，将君、父、夫的权威绝对化，强调臣、子、妇只能绝对服从。
在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社会里，君为臣纲的伦理原则主宰着君臣关系。君臣地位悬如天地，君臣关系若同主奴，正如与黄宗羲同时代的唐甄所言：“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色失容，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将道与君纳入一个整体。君主既然是道的体现者，臣子尊君也即是崇道。”总之，在王权社会里，君为臣纲的纲常伦理是不容质疑的，诚如朱熹所说:“自秦汉以降一以贯之，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