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然而以乾隆的性格不会被空洞的道德词汇所束缚，他站在政治最高端开始设计属于自己的国家理想。雍正铁腕治国十三年，天下处处充满了高压紧张的空气，作为他的儿子更能体会到这种严寒政治。做皇子时他写过一篇习作课业《宽则得众论》，其中说：“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知子莫若父，对于儿子和他的性格差异，雍正曾经警示过他，据乾隆说：“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清实录》）
然而新皇帝还是迫不及待地对雍正的政治遗产进行大幅度调整或是否定。首先他恢复了被雍正开除宗室后人的身份，让他们又成了天潢贵胄，给予物质和名誉上的生活优待。其次陆续赦免被雍正重处的将领如傅尔丹、岳钟琪，就连严重文字狱的主要打击对象的后人，乾隆也下令放回其被流放的亲族。最后大幅度改变雍正时期的主要施政政策如停止清丈土地、停废契纸契根法、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停止捐纳。
这一系列的做法，与雍正得罪遍了整个集团，收揽了当时几乎所有恶名相比，乾隆一下子受到广泛赞誉。“高宗登基，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睹闻，莫不蹈舞”（《郎潜纪闻二笔》）。“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啸亭杂录》）。朝鲜使臣也如此评价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乾隆的春风徐徐吹遍了帝国的每个角落，让人感到冰雪消融，似乎看到了大清帝国久违的太阳。他的宽仁思想深受祖父康熙的影响，正如他自己说：“孙臣时虽少，然受皇祖深恩，尝思久侍慈颜，长领训诲，谨身约束，庶无过尤。”从始至终，乾隆对康熙满含深情，怀念终生，以至于在晚年提前禅位的重大理由更是因为不敢超越祖父的在位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