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所以，我觉得宋朝士大夫所形容的官场腐败严重性，应该打一个折扣才切合实际——宋朝肯定存在腐败，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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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宋朝的法制相对宽仁，但对官场腐败却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上说，“宋以忠厚开国，凡罪罚悉从轻减，独于治赃吏最严。盖宋祖亲见五代时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极以后，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浊乱之源也。”宋太祖将官吏贪赃视同十恶、杀人之重罪，“遇赦不原”。其他罪行遇上大赦，可以赦免刑罚，惟独贪污罪不得赦免。
从宋朝治贪的实际效果来看，法网的宽严与官场的清廉度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宋仁宗朝的富弼观察到：“祖宗朝，吏犯赃至死者，未尝贷，是国有定法，而犯者绝少。近年臣僚受赇至死，率蒙宽恕，是恩无极刑而犯者愈多，是法不足以禁贪墨也”。显然，法制严明，则可以对腐败行为保持强大的威慑。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宋朝在行重法的同时，也给予官吏比较优厚的俸禄。一个宋朝士大夫，完全可以以其俸禄维持有尊严的体面生活，而他们一旦因为贪赃事发，则不但斯文扫地、颜面无存，甚至可能丢了官职、性命。这种重法又重禄的制度下，官员在面对不义之财时，心中便不能不掂量掂量。
不过，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再严，毕竟也是事后补救，也恫吓不了心存侥幸之徒。相比之下，建立一套严密的分权制衡之机制，立足于事前之防范，无疑更加重要。宋代立制，最大的特点便是“上下相维，轻重相制”、“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换成现代话语，即十分强调权力的相互制衡，防止一权独大。
根据“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立制原则，宋人发展出一个“二权相制相维”的权力构架：以宰相为政府首脑，以政府负责治理天下；在政府系统之外，另设一个独立而强有力的台谏系统，负责监察政府。宋人经常将“政府”与“台谏”对举，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明晰地认识到，行政权与监察权乃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权力，应该让两者分立、对峙。这样的分权结构，有点接近现代公司治理的框架：董事会下面，设经理层行使管理权；设监事会行使监察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