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方平、苏舜钦、滕子京其实都谈不上是什么贪官，只不过小节上有污点，结果都被台谏官抓住了把柄，不依不饶发起弹劾，直至他们被处分。考之宋朝，我们看到，至少在政治清明之期，比如仁宗朝，宋人建立起来的复合式反腐系统，还是可以有效防范、发现、查处官员腐败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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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必大称当时“贪残昏谬者常居六七”，明显也是夸大其词，不可信。因为他上书的时间恰好都在南宋孝宗朝，孝宗一朝实际上是南宋时期吏治最严、吏风最正的时段，宋孝宗整饬吏治的力度很大，广南东路提刑官石敦义，只因“盗用盐脚赃赏钱等入己，及减勊盐亭户盐本钱入己”，即被追毁出身，除名，永不收叙，刺配柳州。因此，宋人说，“当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官场风气是相当清廉的。
但宋朝士大夫的说话习惯就是那个样子——宁愿多说社会的阴影面，以激发国家变革的动力。知识分子就这点臭毛病，但总比那种“总将坏事说成好事”的“花刺子模信使”要好得多吧，至少让我觉得宋朝的政论环境确实是比较宽松的。一个允许公开抨击官场风气的社会，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后世就不是这种说话风格了，比如二月河先生最推崇的大清王朝，你看清朝官员公开说的奏折、策论，说话都很谨慎，很注意分寸，“多磕头，少说话”；然后你再去翻他们私下说的日记，比如晚清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才看到他们痛心疾首地谴责官场腐败。——政论环境成了这个样子，就很没意思了。
而清王朝的吏治腐败程度，依我看，那可比宋代严重得多。我这么说，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基于两项事实：其一，清王朝产生了像和珅这样的超级巨贪，家产估价超过两亿两银子，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三倍，如此巨大的腐败数额，是宋朝的秦桧之流难望背项的。
其二，宋朝时，官场上的行贿送礼叫做“苞苴”，是个别现象，但到了清朝，行贿送礼已发展成为制度化的“陋规”，几乎没有一个官员可以自外于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张集馨说，他在陕西担任督粮道时，每年都要给陕西巡抚送礼，礼金为5000多两银子。这个陕西巡抚，就是以清廉著称的林则徐。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说林则徐是名贪官，但他必须接受下属的贿金，因为他也需要向上司行贿。行贿—受贿，成了一种制度。大清的腐败，是制度化的腐败，是无官不贪、政由贿成的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