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夷夏观”与“文明圈”——秦汉民族文化问题片论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各兄弟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即已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而秦汉统一大帝国的建立，更为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用东汉后期著名今文经学家何休的话说，这就是随着社会的进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即四夷与诸夏地位平等，彼此友好相处，互助互补，民族关系上天下为一家。这一思想奠定了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民族交流与融合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国历史进步的显著标志，也成为秦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秦汉时期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主要表现为国内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原地带与边疆区域、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对峙与融合，这中间，既有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冲突与磨合，也有物质文化形态上的彼此渗透与相互影响。
一、从严夷夏之防到四海一体
1、“夷夏之辨”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之核心，是夷夏之间的对峙与融合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各家各派的思想家中，对夷夏关系问题为核心的民族思想的发展作出最重要贡献者，首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它最早也是最系统地提出了以“夷夏之辨”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思想。
孔子认为，在夷狄与诸夏关系中，诸夏代表着文明和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夷狄的野蛮，“以夏变夷”，即诸夏文明不断辐射拓展，使原先落后野蛮的夷狄逐渐向文明先进过渡，最终达到诸夏的文明进化水准，实现大同的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夷夏之辨”思想中带有一定的平等民主色彩。这就是他并不排斥夷狄。《论语·八佾篇》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朱熹《四书集注》引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僭乱，反无上下之分也。”这说明孔子对夷狄之有君臣是持某种赞赏态度的。又《论语·子罕篇》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四书集注》释云：“君子所居则化，何陋之有？”这更显示出孔子的纳异心态，即认为夷狄可以通过文明熏陶教化，而进之为华夏。相反，诸夏如果僭乱，君不君，臣不臣，则可以转向野蛮，退为夷狄。这种视华夏、夷狄为可变的实体，体现了孔子民族思想中进步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