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对陈师曾的影响主要在篆刻、书法方面。“陈师曾在南通创作了不少篆书、石鼓文、楷书、隶书作品，并有不少篆刻，想必多为吴氏指点的结晶。”陈师曾师从吴昌硕时间虽然较短，但他对这段师生之谊一直未曾忘怀。一九一三年八月，吴昌硕七十大寿，陈师曾特地为之作《山居图》以贺；一九二二年立秋日，还为吴师作《花鸟图》。同年，陈师曾居上海月余，与吴昌硕等文宴过从。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一年，陈师曾作《题画寄怀吴缶老》诗，表达对老师的景仰深情：
万物皆刍狗，千山有卧龙。
不才天地闭，充隐古今同。
问道青苔滑，谈经白鹤。
是非二耳听，莫扰大聋翁。
（吴昌硕曾作印曰“二耳之听”，边款云：“一耳之听不若二耳之听也”。）
陈师曾曾治印“染仓室”，取“染仓室”为堂号以示敬仰，表达着对老师的极重推崇。
著名翻译家、美术史论家傅雷先生曾在评论陈师曾和吴昌硕时说：“这两位在把中国绘画从画院派的颓废风气中挽救出来这一点上，曾尽了值得赞颂的功劳。”
一九一三年，陈师曾到北京后，把以赵之谦（一八二九——一八八四），吴昌硕为杰出代表的“金石画风”从上海伸延到北京，并促使齐白石“衰年变法”，成为与吴昌硕齐名的写意大师。
“金石画风”是清代“朴学”思潮的衍生物，是乾坤和嘉庆年间“考据学”盛行之下，“碑学”运动的成果被引入绘画领域而形成的新传统、新画风。这一新传统被所谓诗、书、画“三绝”发展到诗、书、画、印“四全”；这一新画风，是由于融合“碑学”古拙雄强的书法笔意入画，一扫“帖学”书法影响下绘画用笔流宕柔媚的主流审美倾向；同时，由于篆刻艺术成为绘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钟印学理论的引入，不仅增加了绘画的金石趣味，也增多了画面各种形式色彩的对比因素，强化了传统绘画的“视觉”感染力。自十八世纪以来，“金石画风”在江南一带渐成气候，到了赵之谦、吴昌硕更得到广泛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