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长篇小说选刊》2018年第4期
姜肖
《刻骨铭心》字里行间流淌出的，还是熟悉的叶兆言气质，笔下是金陵粉黛，旧都风貌，勾栏瓦肆，人情世俗；笔法是引而不发，哀而不怨，平易隽永，饶有趣味。都说叶兆言是怀旧的，我看则不然。那些“旧”元素的工笔细描，往往是一些温度较低的知识性展览，博物馆式的书写并未暗藏难以言喻的热切向往，在大历史与小时代的周旋之中，一切并不陌生。这样的写作面对的不是过往，而是作家与我们一并体验的当下。
小说的格局是历史波云诡谲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衡。革命、战乱的民族创伤与爱情故事的轻描淡写未曾淹没在颇具书卷气的史实厚描中，而是呈现出一种各自为据的分离状态。历史烟云似乎并不是那几个青年男女三角恋爱、悲欢离合、跌宕起伏的关隘，他们不是时代的英雄儿女，他们的人生选择和生存之道，更多来自家族使命、机缘巧合、或天性使然，无论安置在时间的任何角落，生命的轨迹也许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更易，命运与历史似乎只是巧合。颇有意味的是，写作对私人生活的偏爱，并没有透露出拆解历史主体的强烈破坏意志，它们更像是两条并行不悖的轨迹，各自伸展。于是，小说真正言说的并不是跨越半个世纪的南京历史，而是关于如何在历史中发现“人”，小说试图建构的不是他者之身，而是自我认同和时代寓言，重要的并不是记忆中的某个年代，而是记忆为什么发生的年代。
萨义德极为重视故事的开端问题，这提示我们在小说的开头便发觉这场讲述的秘密。烈女游娜的故事带着似曾相识的《花影》味道从时间中穿越而来，1990年代资本逻辑初期介入艺术生产的氛围中，金陵城里深宅大院私密性的女性生存伦理氤氲着浓稠的异域情调，在21世纪都市的纸醉金迷中复刻出来，配方和调味仿若彼时。早在1995年《去影》的“跋”中，叶兆言的好友批评家丁帆就描述道：“无论写遗老、遗少,还是写平头百姓,无论是写知识分子还是写三教九流,作者都注重写出其原生的心理状态,包括潜意识和下意识的描写……作者都不渗杂任何世俗的偏见,只把人物主体当作一种对象来进行生活体验和心理分析。”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我的叙述可能经常是在别人用心处不用心,在别人不用心处用心,因此会出现突然的断裂和省略,也会出现大幅度的纵笔细描,我永远反..。”（叶兆言、林舟《写作,生命的摆波》,《花城》1992年第2期）“作为小说家,我看不太清楚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叶兆言《1937年的爱情・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