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1872）夏，13岁的刘光第继年前送走祖母廖氏后，父亲刘宗准又不幸病逝，家庭的重担瞬间全部落在了母亲王氏的肩上。此时的家境“支用绌，入不敷出，食常不买生菜。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中厨炭不续，则弟妹拾邻居木店残枝杈剩屑以炊”。有时贫困至极，母亲王氏“每用三钱买豆花”，成为全家一天的伙食。在如此困窘的情况下，“最喜儿子读书”的王氏仍然督促儿子认真读书。那时，光第已师从管鹿田先生。由于管先生要求严格，光第“三更归来，鸡初鸣必起温书”，母亲王氏则“夜分（夜半时分）瞑坐榻上以待”。有时一边“问无冻否”，一边询问“今夜课几书几文（今晚学习了几篇课文）”。每天早晨，王氏还要按时叫醒光第，竟“无一误”。
艰难困苦的生活几乎把王氏压垮，至光第17岁时，“家益窘，先妣于是半年病，屡濒于危”。这时，有亲戚劝王氏让光第弃学经商。王氏婉言辞谢，决心坚持让儿子读书考取功名。于是，她继续节衣缩食，先后又将儿子送至李少崖先生和曾虎臣先生门下就读。到最艰难的时候，王氏竟然“卖屋而买书焉”，全力支持光第读书。光第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先后成为秀才、举人，直至在光绪九年（1883）癸未科以二甲第八十八名的成绩中进士，授职刑部主事。
王氏的执着与不惜代价，为旧社会贫困家庭教育子女考取功名树立了典范。但更为重要的是，她以自己良好的人格品质为光第的健康成长起到了引领示范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光第前后为母亲作了《王太恭人家传》和《先妣述略》两篇传记，其中不乏体现王氏乐善好施、宽人律己、嫉恶如仇的诸多生动事例，折射出王氏的不平凡的另一面。王氏的这些品德，对光第的影响无疑是相当深刻的。光第以后在京官任上奉行的勤、清、慎座右铭以及见义勇为等表现，应该说母亲王氏的潜移默化和言传身教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