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榜书巨制”,是一个复合的概念。
“榜书”大字古已有之,从三国韦诞题榜一夜须发皆白的记载开始,唐宋元明清代不乏人。宋人黄庭坚有诗云:“大字无过瘗鹤铭”,知当时书家心中的大字,与案头小字尺牍相比,《瘗鹤铭》已是大字典范。而米芾善题大字,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明清以降,像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吴昌硕等,皆有许多题匾榜书杰作。近世则如沙孟海师题灵隐寺“大雄宝殿”,并以此驰名于世,即是一例。
“巨制”书法则古并无之。若硬说有,则如北朝《泰山金刚经》或可勉强算之。此外各朝摩崖书也皆可予以论列。但相比之下, 一是这些摩崖文字当时墨书和放大镌刻的关系尚不明晰；二是当时“巨制”之所以会出现, 是基于书法以外的因素如..； 三是当时“巨制”在我们心目中的尺度也很难把握。比如相对于尺牍小札或长卷横轴,秦汉碑刻即可算是“巨制”。但与《泰山金刚经》相比,则碑刻又算不得“巨”了。而与秦汉碑刻相比,唐人的“题壁书”如张旭、怀素在寺院酒肆中笔走龙蛇,动辄高墙大壁,又应该算是更大的“巨制”了。另外,“巨制”是作为结果的“巨”,而书写时是否即是原寸的“巨”,又是一个尚难考证的内容。有些大字,明显是写小样再放大镌刻的。不比今天我们写“巨制”是在地上铺大纸写原寸大字。有的每写一笔,要走三四步。这样的方式,恐怕与碑刻、摩崖、“题壁书”之类的形成过程又相去甚远,而很难以一概论列之了。
二
从古代到近代,陆维钊先生与沙孟海先生,是“榜书巨制”书法的卓越实践者。他们的努力,使“榜书巨制”作为一种创作形态走向了一个时代的高峰。
陆维钊先生的书论文献传世很少,缺少关于“榜书巨制”的直接论述。但陆维钊先生的难能可贵之处是在于,他创作了一系列“榜书”作品,给我们提供了“榜书巨制”的极为珍贵的范例。比如他的对联“天地乘龙卧,关山跃马过”“同心干、放眼量”“齐踊跃、肯登攀”“冲霄汉、起宏图”“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等等,“心画”“第一湖山”等条幅,这些作品其实论绝对尺幅,并不特别巨大,有的也就是四尺、六尺而已。但以陆维钊先生的凌历笔势和沉雄浑厚的气度,在有限的空间里却展现出广阔宏大的墨象。无论是速度、力度、空间尺度,都让人误认为作品至少是丈二丈六的大尺寸,也即是“榜书巨制”的格局。或许更可以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榜书巨制”,其尺度当然不可能如今天艺术繁荣时代的尺度。但陆维钊先生正是以他的卓绝才情与深湛功力,为当时十分冷落萧条的“榜书巨制”创作立一标杆、下一转语,从而为那个时代的书法创作史提供了极其难能可贵的一抹亮色。遍观近百年书法史,这一亮色几乎是唯一的、无法取代的,在当时并没有匹敌抗衡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