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不管是不是有道德宣教的意思，从一个外交事件的角度看，，其实也很有意思。季子是往晋国去“聘”（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44年，周景王元年）。“聘”，就是结盟的意思。吴国为什么要和晋国结盟呢？其实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付楚国。晋，是一个强国，又和楚国长期对抗，结盟等于增加了一个军事上的保障。而徐国呢？首先它是楚国的附庸国，而且在吴国的北面，一旦吴楚战端一开，如果楚国从西面发起攻击，徐国从北方策应，吴国几乎陷入死地。所以，从战略的角度看，吴国除了要和晋国结盟之外，还应该要稳住徐国，才能够让自己无后顾之忧。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季札做得就很好，他标榜自己的“心”，而且强调不应该因为徐君已死就违背自己曾经在心底里许下的诺言。想想也感人，口头答应的也就算了，连心里答应的也要践行，这如何不让人心生敬仰呢？所以徐国人也一定是感动不已的。《史记》虽然没有记录徐国人的反应，但是，我们读《新序》徐国人唱的那一段歌词的时候，确实觉得是顺理成章，类比推理一下，徐国人当时的反应也应该是如《新序》所写的那样的。而且，以我小人之心度之，《史记》里面从者与季札的那段对话，怎么看都像是专门说给徐国人听的。
当然，后面的故事是，吴国与楚国打仗，徐国果然没有成为楚国的策应，甚至对于吴国还颇有襄助，楚国非常恼火，最后的结果就是找了一个机会“执徐君”（把徐君当做罪犯一样抓了起来）。这是左传里面记载的事情。——当然，史籍上面对徐国的记载不多，所以这其中的因果联系，也都是根据历史逻辑进行的推演而已。
假若季子真做了挂剑的事情，假若他也真说了这样的话，很难说不是一种外交的手段，当然这样的话，季子的道德高尚感就要大大地打折扣了。——这大概是不少人不愿意看到的。我为什么这么推断呢？是因为《史记》其实是一部平易而险峻的书，司马迁的笔力大概不是刘向的门客可以比拟的。只要读读《吴太伯世家》里面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季札其实并不是一个冬烘的道学家，他的思维方式更像后来战国时候的策士，他劝晏子、子产、叔向时说的话，虽然结论上都是劝他们尊奉道义，但是立意上都是从功利策略的角度说的，有一种深为算计，又不免自我得意的感觉。——后来的历史发展也确实证实了他的预判，不过我总觉得这不像一个使节应该干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话，说季札在徐国的种种行为是一种表演，也未尝不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