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史上，顾维钧是一位不可轻忽、更无法回避的角儿。长期以来，鉴于阶级分析的“身份定位”，他被列入另册。
日前《新民晚报》的一则新闻报道传递出不同凡响的讯息：正值顾维钧130周年诞辰，他的家乡上海嘉定举办了一系列活动纪念之：历时一年半重新修建并布展的顾维钧纪念馆正式开幕，讲述他跌宕起伏的外交生涯；当晚在嘉定保利大剧院举行纪念音乐会，用音乐歌咏爱国者。
回眸我国近代史，无论是袁世凯政府还是北洋军阀政府，抑或国民政府，无论近代中国的政局如何变幻，无论哪一股势力占据权力顶峰，顾维钧始终是中国外交第一人，始终能在权力核心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近代史上，有两件大事——1917年的参战和1919年的巴黎和会——标志着中国作为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大国正式步入国际大家庭，中国人的价值理念已高度认同国际正义，中国已从一个封闭的天朝上国转变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而顾维钧恰恰躬逢其盛：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阵营，并策动中国亦加入协约国一方。时任美国公使的顾维钧认为这将有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便在华盛顿积极活动，并密电北京中央政府敦促参战；1919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顾维钧出席巴黎和会，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华阐述了中国对山东有着不容争辩的主权，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如果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发出的是一声响亮的“不”，那么，他在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上发出的是一声坚定的“是”——他参与起草《联合国..》，并代表中国签字，其后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
历史容易被遮蔽，因刻意的遮蔽而被遗忘。但历史如同甩不掉的尾巴，它从不缺席，永远在场，经过千山万壑，不管有多少峰回路转，蓦然回首，它总是静静地在世人面前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