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促使人们不能不思考下一个问题：即使古希腊果然有那样的种子，那么，促使种子发芽的东西是什么呢？
于是，席泽宗先生想到了现实的因素。他想，一定是某种现实的“阳光和水份”使古希腊长期没有发芽的种子发了芽。至于这“阳光和水份”的内容？则是另一个问题。
三 种子有多种，为什么别的就不能发芽？
问题到此并没有完结。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哥白尼、伽利略、维萨留斯、哈维，等等，几乎都是从反对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结论中做出新发现，并且成为近代科学先驱的。那么，古希腊的“文化气质”是近代科学的种子，而由这种气质产生的结论却是近代科学必须要反对的东西，或者说，是近代科学产生要越过的障碍，那么，古希腊科学于近代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或者仅仅把古希腊人的气质作为文化种子，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什么同样的气质在彼产生一种结论，在此又产生一种结论呢？使结论不同的因素当然不是种子中的，而是别处存在的，那么，它在哪里、又是什么呢？
近代科学确实用了古希腊科学的种子，比如原子论。然而，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原子论在古希腊、罗马的影响较之非原子论主张，要小得多。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认为物体必须接触才能产生作用、自然界厌恶真空等等非原子论的观点，在古希腊，比原子论观点的影响要大得多。为什么近代科学使这个种子发芽，却使另一种子、而且是古希腊文化中更重要的种子干涸呢？
历史的发展表明，在一次重大事变之后，往往是过去非主流的种子发展壮大，而主流的种子却干枯甚至腐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也就不列举了。因为假如不是这样，历史还有什么发展？
看来，种子不能决定种子的命运。就像考古发现的许多古代植物种子一样，它们能否发育成植物，不是它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古希腊科学能否发展成为近代科学，不是古希腊科学能够决定的。在这里，我们只能跟着席泽宗先生说，现实的因素才是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
四 假若近代科学源于古希腊的种子，古希腊的种子又来自何处？
然而，植物种子确实是种子，我们暂时抛开种子的进化不谈，一般说来，只有同样的种子才能发育成同样的植物。然而文化问题真的就和植物的种子一样道理吗？
中国禅宗有一句话，叫做“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让我们继承中国古人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思维方式，再问一句：古希腊的文化种子来自何处？
还有，古希腊人为什么就能创造出使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种子，而太早熟、太聪明、太实际的中国人，为什么就没有创造出这样的文化种子？在这里，我们就无法求助于古希腊的传统，而只能求助古希腊和中国古代当时的现实因素。
是什么现实因素呢？不少人曾经认为，这是由于古希腊是海洋国家，而中国是大陆国家。然而，海洋国家决不只古希腊，比如..，比如英国，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创造出那个种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