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民族的气质下断言，实在是难以符实。
八气质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种子也会不断创造出来
而且所谓气质，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大到一个民族，小到个人。“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所以陷溺其心者”，就是现实的因素。至于“兔子不急不咬人”“一阔脸就变”“官升脾气长”等等格言，则是普通群众对现实环境改变人的气质的经验总结。
一个民族，气质改变的事也不胜枚举。汉唐盛世时，中国人的气质如何？什么时候变得一见洋人就膝盖发软了呢？有些民族，历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称霸欧亚非数洲、甚至称霸全球，如今为何变得绵如羔羊，或者只会跟在别人后面学舌呢？
至于文化种子，过去没有而以后才出现的不知凡几，假如以后出现的东西都必须是固有种子的发芽，人类何以谈得上发展？
原始时代简单的社会生活，只能使人有质朴的性格。那奸诈的诡计，挑拨的手段，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唇枪舌剑的谈判技巧，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的气质，无一不是所谓“获得性遗传”。至于文化成果，更不必说。
汉代王充说，如果人死为鬼，那么如今应该到处是鬼，这世界能盛得下吗？在种子问题上，则其道相反：假如后来的发展必须有原来的种子，质朴的原始人哪里制造得出那么多种子？
九, 文化血统论是文化学上的最大误区
如果把传统的因素作为种子或遗传基因，那么，这种子或基因就有许多种。然而在发展中，有些种子和基因得以发芽成长，有些种子或基因就得不到发芽和成长的机会，甚至发霉、腐烂，至于消失的。因此，对于历史事变，在种子和现实二者之间，种子可说是最无力的。
即使同样的种子，后人拿它作何用处？也是种子所无能为力的。基督教拿了古希腊的科学种子，去论证它教义的合理性，使亚里士多德学说成为基督教教义的一部分。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形。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多用来做敬神的爆竹；发明了指南针，却用来测风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却长期弃置不用。这些，可都是西方近代发展的宝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