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料是汗青研究主要的文献资源之一。有关民国时代的口述回忆数量宏大，呈现出好多档案记载所贫乏的仔细记述和小我感触，为汗青研究者供应了雄厚的细节与视角。然则限于小我记忆、感情、政治立场与主观立场等身分，回忆者经常会有意无意间掩蔽一些内容，甚或在分歧的时空前提下对统一件旧事做出相反的回忆，这就使人们对口述史料的真实性、正确性及客观性发生了疑问。回忆者有意无意间会误导研究究竟，晦气于我们认识客观汗青的原貌。从这个意义上讲，口述史料也有“毛病”。
1938年3—4月的台儿庄战争，是抗战初期中国戎行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意义非同凡响，相关回忆及口述材料相当雄厚。因为此次战争参战的中国戎行组成复杂，将领配景、履历各不沟通，身世或归宿分歧的将领间回忆存在较大收支，这在必然水平上影响了战后的研究与评价。本文将以台儿庄战争为中心，梳理各类口述汗青及回忆录的异同，参考相关原始档案，对部门史实进行订正，以期揭示在抗战军事史中口述回忆所常见的“蔽”与“弊”，及其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宏观论述的选择
对作战经由的论说是战争回忆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因为小我所处位置和视角的分歧，最高统帅、战区司令、集体军司令与军、师级将领的回忆有很大差别。在大型战争中，军、教师多随军队动作，直接介入前方批示，且职级越低，距离疆场相对越近，全局视野相对狭小。战区、集体军长官及参谋人员则多坐镇后方司令部，宏观批示，经由部下报告认识具体战况，其回忆多示意得较为宏观，着重于回首整体布置及对整场战争的总结反思。对于作战经由，高级批示官的回忆多只选择性论述最主要的部门，但有时论述内容的选择也受到主观好恶及人际关系的影响。
列入台儿庄作战的中国戎行附属第五战区，其司令长官李宗仁对台儿庄战争的相关回忆即为显着一例。李宗仁是台儿庄战争时代中国戎行的最高长官，司令部设于台儿庄南面的徐州。他在战争时代多次前去台儿庄前方视察，是以其回忆录对布置在台儿庄正面的第二集体军孙连仲部描述较多，连他与孙连仲的对话都记得十分具体。其他区域的军队与战区司令部间仅依电报往来，李在回忆时未论述其斗争经由，只是在战争总结中指出：台儿庄之胜利也有赖于三十一军在津浦路南段，以及张自忠、庞炳勋部在临沂的英勇作战。但对于台儿庄会战中的另一只主要力量——二十军团汤恩伯部，李宗仁不光几乎没有说起其作战情形，且有着极为负面的记述。
二十军团下辖52、85两个军共4个师，在台儿庄战争时代首要担当迂回包抄的作战义务。1938年3月24日，当日军占领台儿庄北面的峄县、枣庄并起头向台儿庄正面攻击时，二十军团即奉令以东北山区为凭据，与峄枣之日军睁开苦战。守备台儿庄的第三十一师在其斗争详报中指出：“我汤军团自敬日（24日）来猛攻峄枣之敌，斗争甚烈。”时任军训部长的白崇禧曾在徐州会战时代停驻第五战区协助批示，他晚年接管口述接见时，除论述孙连仲部在台儿庄与敌苦战时外，即提到：“二十军团汤恩伯部也在峄枣线以东与敌苦战僵持。”而《李宗仁回忆录》中却丝毫看不到相关论述，仅有“汤军团在津浦线上与敌做中止而微弱的抗击后，即衔命陆续闪开正面，退入抱犢岗东南的山区”。此后再未说起二十军团的作战情形，宛如该军团一向隐蔽于山区中无所事事。
3月27日，二十军团接到战区号令：“抛却冲击峄县枣庄之规划，速以一部看管当面之敌，以主力向南转进以毁灭台儿庄之敌。”汤部立即起头向新的作战位置转移。但此后两日的战况使汤恩伯判断敌主力仍在峄县一带，是以汤恩伯除命52军派出3个团及山炮、战车迅援台儿庄外，要求其余军队仍在峄县四周占领阵地，持续牵制敌军主力。29日，汤恩伯接到第五战区进一步要求“敏捷南下夹击之”的号令，三军立即调整布置南下。而这时疆场形势又显现了新的转变，原本冲击忻州的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受命驰援困于台儿庄的濑谷支队。该部日军于4月1日进入兰陵，对二十军团的侧背组成极大的威胁。为此后者不得不调整布置，先行迎击坂本支队，留部门军队接应台儿庄正面斗争。斗争到4日，二十军团对坂本支队形成了一弧形反包抄，遂对台枣支线的日军睁开全线总攻，台儿庄正面战况获得缓解。随后各军队均向台儿庄敏捷挨近，意欲毁灭被围之敌。至7日，台儿庄一带日军残部被迫全线退却。
对于上述作战情形，身为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无疑是认识的。但他在回忆录中的记述倒是：“自27日始，敌我遂在台儿庄内作拉锯战，情形非常惨烈。在此同时，我也严令汤恩伯军团敏捷南下，夹击敌军。三令五申之后，汤军团仍在姑婆山区不进。”其他将领的论述就相对客观好多，如驻守台儿庄正面的第二集体军司令孙连仲在回忆中提到：“日军以台儿庄战争危机，乃急将临忻方面之坂本旅团、忻州支队星夜调动，于爱曲方面攻我汤军团之侧背，贪图解被困之矶古师团之危。”白崇禧也在其口述回忆中指出：“敌以台儿庄正面万分危机之际，乃将临忻方面之坂本旅团忻州支队抛却冲击临忻之规划，星夜转运至爱曲。攻我汤军团之侧背…..汤军团敏捷以关麟征部（52军）抗击敌之冲击，复以周启军（75军）到场疆场将其击破，仍回师围攻台儿庄之仇敌。”
台儿庄战争竣事后，李宗仁曾向蒋介石发电：“汤军团长恩伯，批示主力，迂回峄枣，动作迅速，侧击敌军，斗胆冲击，获取胜利之根蒂”，称汤恩伯与孙连仲两人“忠勇高昂，批示得当，是以建国军胜利之途径，树袍泽奋斗之表率。” 而《李宗仁回忆录》对二十军团的记述与评价则完满是负面的，这显然非记忆差池而是有意为之，该书的相关论述曾被学者多次引用，以求全汤恩伯在台儿庄会战时代留存实力、盘桓避战，对早期有关台儿庄战争的研究造成了必然误导。
具体斗争情形的论述
军、师级批示官在作战中多随一线军队动作，他们有时对疆场宏观形势、上级决议和友军状况并无明确认识，甚至存在曲解。如52军第2师教师郑洞国认为：24日后汤恩伯因存在私心。拒绝南下围攻台儿庄之敌，而宁肯攻击对战局并无基本影响的枣庄。但郑有所不知的是，彼时枣庄一带才是日军的主力地点，且汤恩伯要求军团所部攻击枣庄和峄县一带之敌也是获得了战区下达的号令。
对于军、师及更下层军官的回忆录，研究者更注重他们对麾下军队斗争经由的回忆，这一部门描述往往会加倍具体具体。但尽量是回忆亲自履历之事，人们也不免显现记忆不清甚至错误。日军战史记载：3月25日清晨前，濑谷支队一部在郭里集遭包抄冲击，同时枣庄煤矿亦受到冲击。此后两日，日军濑谷支队主力受此牵制，始终盘桓于峄县、枣庄一带。对于25-27日时代国军的斗争详情，现有的口述回忆为我们呈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论述。
郑洞国回忆：“26日我衔命率第2师全力向枣庄外围动员冲击。按作战号令要求，第52军和第85军本应各以一师军力从东、北两个偏向会攻枣庄，但当本师在枣庄以东的坦荡地势上艰难向前推进时，第85军只派出一个旅合营作战，而旅又只派出一个团，团只派出几个排在枣庄外围骚扰一阵后即撤走……第2师在枣庄苦战两日夜，将敌守军歼敌近半，一度占领了大部市区……后来有临城日军千余人赶来支援，演成胶着状况。”52军参谋长姚国俊的回忆与郑洞国相似：23日汤恩伯号令52军“与枣庄东北山区的第八十五军关联，预备从东、北两个方面协同向枣庄方面冲击进步。”
但85军军长王仲廉的回忆，则与郑洞国完全分歧：其时85军衔命分攻枣庄并袭击临城，其所部第4师自25日起头围攻枣庄，与日军奋战两日几乎悉数占领枣庄，27日又与支援日军睁开苦战。第4师副教师石觉回忆：汤恩伯下达给各军的号令是：85军向枣庄冲击，52军向峄县冲击。两军均在24、25日对方针睁开了冲击。52军第25师145团团长韩梅村也回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汤恩伯军团第八十五军由抱犊崮山区南下攻枣庄，第五十二军和第十全军攻峄县，威胁敌之左侧背。”
几种口述回忆材料记述差距颇大，不合点首要有二：攻击枣庄的中国戎行事实是关麟征52军第2师（教师郑洞国）照样王仲廉85军第4师（教师陈大庆）？52军获得的号令事实是攻击峄县照样协攻枣庄？检视战时原始档案，无论是战前的作战号令照样战后立刻上报的斗争详报都表明，枣庄冲击作战首要由第4师承担。汤恩伯曾向李宗仁申报：25日第4师向枣庄提议了攻击，而52军则在24日晚向峄县提议了攻击。《二十军团鲁南各战争斗争详报》记载：“（25日）我八十五军以第四师先占卓山、马山、黄山为凭据，从器材北三面包抄枣庄，于今天破晓以前由该师第十旅之第十九团、第二十团冲入枣庄凶猛冲击…（26日）第四师包抄枣庄残敌…（27日）临城之敌，迭向增加，敌坦克车保护步卒在枣庄与我第四师混战。”而52军接到的义务的确是冲击峄县，该军曾在24日下昼下达号令：“本军决于本晚（24）推进至黄山九山一带区域，明日破晓起头向峄县一带之敌攻击。”
那为何郑洞国回忆第2师是受命向枣庄攻击？这需要进一步检视第2师的相关材料才能做出判断。凭据军部先前布置，攻击峄县的义务首要由第25师承担，第2师担当保护及军预备队。当第25师在25日向峄县冲击时，第2师接到军部号令：“以一部佯攻枣庄，其主力向桃园双山以西区域运动，以截击由枣庄支援之敌，并对郭里集西窜之敌腰击之。” 次日晚，汤恩伯又电令52军该晚由马山、黄山向郭里集、南安城一带凶猛冲击，并专门解说“第二第四两师应切取关联协同动作。”27日，第2师即攻达郭里集迄枣庄以东区域，并击溃了该地据守各点之敌千余。第2师第7团团长刘玉章回忆：该团原奉令向峄县挺进，在峄县东之九女山与日军苦战一日后，调换义务改向枣庄进步。查阅地图可发现，峄县与枣庄相距仅十公里摆布，第2师的作战区域已相当接近枣庄。再加之有佯攻枣庄及联络第4师的号令，是以郑洞国有两师协攻枣庄的回忆在情理之中。并且他对85军的求全也并非空穴来风，该军自25日早晨自枣庄退却到26日晚再次攻击之间，仅在25日晚派兵四连分两次向枣庄之敌袭击骚动，这一区间恰是第2师衔命在枣庄外围作战的时候，难怪郑洞国求全85军未予以合营。尽量如斯，郑氏回忆录中所言第2师“苦战两日夜”“占领泰半市区”是与实情不符的，至于事实是记忆误差照样有意为之就不得而知了。
疆场是一个风云莫测的处所，尤其对于进交运动战的二十军团，军队频仍转移作战，将领在多年后靠记忆还原具体斗争过程很不实际。在台北“国史馆”留存的灌音记录稿中，石觉回忆台儿庄作战时只简洁地谈到：“外围汤军团经常在仇敌侧背冲击他们，但我们的后方又被仇敌冲击，我们又得反曩昔打他们，是以我们十分辛劳，白日一直的斗争夜晚一直的行军。”而在《石觉将军接见记载》中我们能够看到好多具体的作战信息，这些内容或有回忆者参考作战详报或私人日志，甚至是由他人事先预备好材料请回忆者进行增补和点窜。在这种情形下，好多细节如时间、所在、军队番号、数量等，即使资料自己有误，作者也纷歧定会觉察，致使口述汗青或回忆录显现部门论述内容上的恍惚甚至错误。
敌情的判断
战争是双方互动的过程，作战的布置来自于对敌方动作的把握与预判。然而，这些判断并不都是正确的。所以当汗青研究者试图还原双方作战过程时，仅仅依靠某一方亲历者的回忆无法真实正确地反映战争原貌。在行使口述回忆进行研究时稀奇需要注重两点：一是国军将领所做之敌情判断经常与日军实际动作并不相符，二是口述回忆中的判断并纷歧定是亲历者在其时所做的判断。
李宗仁在谈到3月22日汤军团奉令撤出津浦线正面后写道：“敌军果不出我所料，舍汤军团而掉臂，尽其所有，循津浦路林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但考查日方战史记载，可发现日军始终高度正视汤恩伯军团的行踪。时任日军大本营作战课长的稻田中佐战后回忆：“当得知台儿庄方面‘显现汤恩伯军’的谍报时，就担表情况要糟，因为汤恩伯军的显现，意味着蒋介石的主力决战来了。”正因汤恩伯军团的存在及其动作，日军濑谷支队向台儿庄的攻击军队实为逐次派出，这极大地减轻了台儿庄戍守军队压力。
3月23日，日军冲击台儿庄的军队只有以步卒第六十三联队的第二大队和野炮一个大队为基干的混成联队。凭据日军濑谷启支队长在23日夜间下达的号令，濑谷支队除一部攻击台儿庄、一部向临忻偏向支援外，主力将在24日于临城、枣庄一带集结。次日，面临二十军团对峄枣一带的冲击，日军决意：“用攻台儿庄的现有军力看管仇敌，用炮兵压住仇敌，以主力与郭里集四周之敌进行决战。”
日军濑谷支队30日前一向试图找到汤军团主力予以毁灭，直到29日接到第十师团长寿令后，主力才于次日南下介入台儿庄冲击。在这段时间，台儿庄正面切实遭到日军凶猛攻击。是以，中国将领认为日军主力已达到台儿庄者并非李宗仁一人。白崇禧曾在24日草呈敌情判断：“敌将以一部牵制我汤军团，而以主力攻略台儿庄，以崩坏我迂回军之扭转轴。”他在晚年接管接见时也透露：“矶谷师团主力被孙连仲部吸引于台儿庄四周。”甚至连所属二十军团的郑洞国部也认为24日“日军主力被我第二集体军吸引于台儿庄四周”。
但深入考查档案会发现，部门事后回忆并非其时的判断。李宗仁曾在3月27日致电孙连仲：“台儿庄之敌约一混成联队，我军数倍于敌，早当解决，乃经数日斗争，台儿庄反被敌冲入一部，殊甚诧异，着贵总司令负责严督所部，限于二十九日前将敌肃清。”30日第五战区仍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仇敌主力在峄县，我汤军除一部看管峄县仇敌，一部协攻台儿庄仇敌外，大部在控置中。”这表明李宗仁在战时对于抨击台儿庄的日军规模及布置有相对准确的熟悉，而非其回忆录所言：判断日军“倾其所有，直扑台儿庄”。
在撰写战史回忆录或接管接见时，亲历者多半能够凭据战时往来电报、作战日志等原始文献的匡助，正确记录在何时何地遭遇敌军及若何安置我军作战等，但对敌军动作意图的判断，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稀奇是事后回忆轻易还存在后见之明等身分。是以，若要考查战时日军的计谋及动向，最靠得住的记载应是日军相关档案。但这并不是说口述回忆内容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判断或者与汗青事实有收支，然则它们自己也已是汗青研究的一部门。尽管我们不克经由这些口述回忆来完整地还原日军的动向，但仍然有助于我们懂得中方作战批示的考虑，这或许是一样档案文献中看不到的。
数量的描述
在军事史研究中，双方军队的规模和作战伤亡情形都是研究者的主要考查内容。然而，无论是战时的作战记录，照样战后的新闻报道、回忆文章，都轻易强调敌情和歼敌数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是为战时宣传，鼓舞士气；或是为突显自身战绩等。
关于台儿庄战争的日军规模，好多口述回忆就强调日军的实际军力。如郑洞国提到：“日号角称精锐的第五第十两个师团，一挫于临沂，二阻于藤县，三败于台儿庄。”《李宗仁回忆录》则称顺临枣支线而下直扑台儿庄的日军约有四万。其时报刊多报道国军在台儿庄面临的是日军两个精锐师团。而实际上日军仅派出暂时构成的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和第五师团板本支队，步卒计十个半大队，加之各类炮兵、工兵等，总人数约一万两三千，编制上不跨越两个旅团。在今朝看到的有限口述回忆中，只有第4师副教师王毓文的回忆与实情较为相符：“（日军）以增强混成旅团七八千人，指向台儿庄急进。”
相对而言，口述回忆中对中国参战军队数量的论述更具参考价格。战时国军编制相当杂沓，尽管战前国民当局进行过数次整军，但处所各系戎行编制仍没有一个统一尺度，同样以师为单元单子，额定人数各有分歧。加之国军兵员增补迟缓，无法经由参战军队的番号来正确判断参战人数。口述回忆中提到的各自批示的军队军力，恰恰能够填补这方面材料的不足。如列入台儿庄战争的中国戎行虽有14个师，但白崇禧即指出“我军列入徐州会战之前，多数曾列入上海会战或北方之战争，损失浩瀚而未能实时整补，每师平均另有斗争兵3000人”。
敌军的伤亡数字，比参战军队更难正确还原。尽量是其时敌我各自上报的斗争详报等官方资料，对彼此伤亡及毙仇敌数的统计也常有伟大收支。对于参战将领而言，一场战争的最终战绩多从军中传递认识，而国军虚报战果情形十分常见，歼敌数字大多存在水分。时任第八军军长的黄杰在日志里写道：“台儿庄鏖战八日夜，我军大捷，毁灭日寇板垣、矶谷两精锐师团主力三万余人。”时任国防最高会议委员的王世杰在日志中自记：“今午武汉接前方申报，我军在台儿庄四周，围攻敌军，敌板垣、矶谷两师团之主力一部门被我军毁灭，一部门突围逃溃。两礼拜以来，敌在台儿庄及其四周，损失当在两万人以上。”由此二人的日志根基可推想其时戎行及当局内战况传递的情形。新闻报道为鼓舞民心士气，强调战绩的情形更为遍及。台儿庄战争时代，各大报纸均追踪报道，每日更新战况及战绩，前方将领及记者均或者对战果强调，新闻中常有“两昼一夜共歼敌四千余众”、“前夜我一度猛袭又毙其三千”一类的表述。对于整场战争的战果，其时报纸多载：“敌伤亡在万人以上”；“敌之第十、第五两师团主力现已完全破坏”。这些数字被频频宣传和记载，对亲历者日后的回忆发生了分歧水平的影响。受上述身分影响，对于台儿庄战争日军伤亡人数，中国将领的回忆八门五花，起码认为“歼敌一万余人”，大多认为“敌军总死伤当在两万以上” 、“歼敌两师团三万余人” 、“总计我方战果，共歼敌三万余人”。
而日方的记载与中方相差甚远，据..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统计：第五师团2月20日至5月10日战死1281，战伤5478；第十师团自3月14日至5月12日战死1088战伤4137。其统计时间跨越台儿庄战争作战时间，虽说在此前后并无大规模的作战，按该数据推算台儿庄战争日军伤亡人数不外万。当然也不克简洁认为日军的统计就必然正确，只是认为参考之一。此外从日军规模来看，参战日军两个支队总人数不外一万两三千，且在台儿庄战争之后并未完全损失作战能力，据此也可对其伤亡情形有一估量。对于台儿庄战争日军伤亡人数，曾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过研究，在此不再赘述。但各类口述回忆中的两三万无疑有强调的成分，至于所谓“矶谷师团主力已被彻底毁灭”就更是夸张之谈了。
思虑与评价
参战将领在口述回忆时，经常会从一名军事批示官的角度对战争进行剖析和总结。这部门内容对于汗青研究者懂得全局有很好的开导感化。在撰写回忆录或接管口述访谈时，人们都进展全力显现本身好的一面，部门强调自身战果或更多地将胜利归功于本身，同时有意无意间回避走麦城的履历。如李宗仁在剖析中国戎行胜利之道时就指出：“此点也或者是最主要的前提,就是我违反统帅部意旨，决然拒绝将长官部迁离徐州。”二十军团在腹背受敌的情形下得以转换攻势，从新将仇敌纳入包抄，姚国俊认为是“因为我52军措置适合，转用军力敏捷，对敌坂本支队形成反包抄”，完全未提到协同作战的85军。在此并非悉数质疑上述回忆内容的真实靠得住性，但此类说话表述不免有锐意举高之嫌疑。
有一点值得注重的是，亲历者在分歧时代或者会留下分歧的概念。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他们在事后把握了更多信息，得以从新审视战争，同时也不清扫受到此后其他政治身分的的影响。郑洞国在1980年月末撰写的回忆录中曾反思道：我军在台儿庄击溃日军后，战区和前方批示官知足于已有胜利，未尽全力攻击峄县，导致失去一次很好的机会。但他在战争刚竣事当月呈报蒋介石的申报中却写道：“欲予敌以毁灭袭击，必使用可期必胜之军力，敌台儿庄失败，困守枣译，我因军力不足，遂遗前功尽弃之憾。” 显然，注释有所分歧。
主观性还时常施展在对他人的论述与评价中。对于统一个事件某人物，分歧的回忆者或许给出判然不同的评价。仅举汤恩伯为例，《李宗仁回忆录》对他评价前文已有提到。郑洞国认为在台儿庄战争中，“因为汤恩伯将军的犹疑，耽延了二十军团南下抄击台儿庄之敌的时间，待军团南下后，又受临沂支援之敌的纠缠，乃至未能全歼该敌。”而石觉在口述时指出：“本次会战中争夺外线转换态势之决意，实为军团司令汤将军统驭批示之卓越示意，亦为尔后获致胜利之根蒂。”苟吉堂则评价：“汤军团长迅速的措置，我们从研究战史的目光来看，是那样的符合机宜。我们对于汤将军卓越的批示才能，真是无限佩服。”
影响主观评价的身分是多方面的，个中有两点稀奇需要引起注重。一是因..内派系林立而形成的复杂人际关系。如桂系李宗仁与蒋介石历久不和，平生多次反蒋，故其回忆中对蒋多有求全，同样对蒋之直系中央军（如汤恩伯部）的战绩漠然置之，甚至锐意勾消。王仲廉、石觉等人是汤恩伯亲信，历久跟随汤，私交甚厚，天然对汤赞赏有加；第二点是口述回忆者评价人物、事件时受大情况的影响很大。1949年后，对于留在大陆的原..军将领，经由思惟革新等历次活动，会对他们的思惟甚至记忆发生极大影响。而在..，同样存在着白色可骇，不克容忍任何亲共或晦气于政府的谈吐。分歧政治情况的约束不光会影响回忆者对人物、事件的主观评价，还会影响其回忆内容的选择。留在大陆的几位将领（如郑洞国、姚国俊、覃异之等）均在回忆中对汤恩伯评价较低，与汤在中共宣传中污名昭著的..前锋形象不无关系。
一小我的记忆是有限的，很难完整、正确地表述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发生的汗青细节。无论是自撰回忆录，照样接管口述采访，都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为了正确还原汗青，回忆者往往会借助其他汗青文献及研究来唤起本身昔时的记忆，如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撰写回忆录时均向黄旭初借阅相关材料以匡助回忆。然而，这个中不免会显现选择性寻找档案，选择性地描述记忆等问题，也不清扫所参考之材料自己既有史实错误或自带立场。是以，我们在阅读和使用口述回忆时更应留意那些与回忆者关系最亲切的内容，正如所谓 “谈亲历事情的真实性高于亲见，亲见又高于亲闻”。示意在抗战史上就是，回忆者谈我军情形的真实性高于谈敌军；谈所辖军队情形真实性高于谈友军；对于高级军官来讲，谈战争宏观决议过程的真实性高于具体作战过程。
主观性既是口述回忆的特色，也是其存在问题的根源。口述回忆在为汗青研究供应雄厚的细节和当事人心里思惟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因人事纠葛、小我好恶、政治情况等各类身分造成选择性论述，甚至留下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记忆。正因为口述回忆存在上述缺陷，这就对汗青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不克将口述回忆类史料作为研究的独一依据，只有普遍汇集原始档案如战时电报、作战日志、小我日志等文献频频考据对照，才能真正行使并施展好口述回忆在汗青研究中的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