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周作人任职于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后被聘为文科教授，俞平伯时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两人人生的交集始于此。至一九六七年周作人病逝止，周、俞二人交往了近五十年。知堂是最早为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文学范畴提供文本支持的人物之一，其作品很早即成为白话文革命的实绩；而古槐书屋主人系出名门，为“五四之子”代表人物之一，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同为新潮社创社成员。两人很难不在同一文化场域生活、行走。而真正使他们由严肃陌生的师生关系走向“道友”、同人的缘分，从这本信札集来看，是在“语丝社”成立、《语丝》周刊创刊而同为主要撰稿人后开始的。以后来的经历说，知堂抗战后期逾越底线“留平不出”最终困于老虎桥，老境更显凄惶；平伯老的红学研究观点一度遭全国性的批判，受到不公正待遇，辗转于干校，两人生平中都有思想、感情和现实劫波不断最终走向峰顶的时刻。然而多年之后，我们来看这一部通信集，看那些手书的笔划和所谈之事，，才真正能感到那一代旧学人在世间时的生趣，尤其是他们在交往中互相取暖于乱世的情形，使读者之慨叹尤甚于赏略作为艺术品的手书本身。
1926年6月30日知堂先生给平伯老一信，内中说，“平伯兄：今日《京报》想已见到，第七板上有一篇妙文，大骂适之，而说你是适之的‘大弟子’，……”因同为“新红学”研究的学界人物，当时世人皆以平伯老乃“胡适之的朋友”，其实平伯老与废名、沈启无并称苦雨斋几大弟子，此整部通信集收录俞的去信一百八十一封，写作时间跨度在四十余年中，平伯老始终在信中坚执弟子之礼。知堂老人比俞先生大十五岁，在早婚的时代里似可做两代人看待，然书信可证——两人实早已成忘年挚友。起初信中的长篇论学因为彼此的走近而变为嘘寒问暖的短笺，约稿信变成同人饭局邀约函，有时双方只为书信往来而恭录旧体诗寄出；互为代取薪金此类事司空见惯；深厚的中国传统家学底蕴兼通域外文化，使他们的审美趣味相投，世观相近，又生活在同一个“语丝”圈子里，形成了往来书信叙事的高度默契，可直呼“某人某地”，对方便心领神会。这样的师生关系，于今绝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