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俞《通信集》所收书信虽然只是两人全部通信中在历次劫难的幸存者，然而透露出那个时代的端倪，尤其是学者之间的交往及其在价值观和审美上的趋同和分歧。苦雨翁手书皆挥洒率性而为，较之恭录以往赠友人的《儿童杂事诗》等手迹少了几分端凝，却多了几分生动；平伯老的笔体在几十年中也是为之一变，写信并不乏花招：俞先生曾将自己所作假托明人文章，然后写信相询，知堂老人且不说，钱玄同、顾颉刚这般疑古、考古人物也皆尽上当。加之两人自印和受赠的花笺图案又多，闲章款式与内文花样百出，实在是精彩纷呈。虽然往往是短信，但也往往反映生活的真实。旧学人无他，唯有”偷闲“二字实在是放不下。信中两人多次提及公事家事繁杂，偷闲不易云云。然”有闲“作何排解？除了写稿，看稿，有天下第一等的乐事：农历春节至正月十五期间北京琉璃厂附近一带的市集，多有书摊及古玩摊。当时北平的教授学人有”正月逛厂甸“的传统，旧书、文玩皆是旧文人平生最喜之物。每有斩获，奔走飞鸿于同好，大可慰藉平生；而学人遇到稀有的古书资料，则又往往会催生一部崭新的研究著作问世。这便是文化场域了。
若论《通信集》所收书信来源，周作人的书信原物主要来源于俞平伯收藏的三大卷册《苦雨翁书札》，其中有一段故事：
二三十年代俞平伯与周作人往来书信日积月累，为避免散失，一九二九年春，俞平伯决定将老师写给他的书信六十封装裱成册，当然这也是一个传统。当时是手工装裱，成品据说极尽考究，首尾均有薄木板夹护，俞平伯自题“春在堂藏苦雨翁书札”签条，故纸温暖，可谓精美的艺术品。一九二九年清明节那一天，俞平伯携装裱好的《苦雨翁书札》，造访苦雨斋，请周作人题跋。面对这样一份凝聚厚意的书札，我们可猜测知堂老人当时的心情，他当即在卷册上题写了跋语，叹世且感知己之情。后来俞先生又先后两次装裱了知堂的来信集，知堂都作了题跋。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四日，俞平伯又携装裱好的全部三册《苦雨翁书札》，应邀到苦雨斋小聚。当时在场的同人们与他一起分享了这份价值厚重的收藏带来的愉悦，人们皆感融融暖意。嗣后，周作人计划如法炮制，着手整理装裱《古槐书屋尺牍》。结果被知情后的俞平伯所阻，周只好答应缓行。至此，俞平伯虽然照样收藏周作人的来信，但却再也不敢提装裱之事。这些书信于是留存下来，见证了一代旧学人的精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