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双方决策层均决心逐渐减少鸦片贸易，一方面是由于英国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力量终於嬴得政治上的优势，另一方面国内不再依赖进口印度鸦片并不是因为消费需求的减灭，而是国内鸦片种植和制作技术的日益“进步”。
“今年（1913）早春时节，广东、福建、浙江、贵州、云南、四川和甘肃各省种植了大批鸦片，而据报道，湖南、江苏、河南、山西、陕西、安徽、湖北和山东等省的鸦片种植也蔚为壮观（本报记者，北京，6月17日，1913年7月19日刊登）”《泰晤士报》还援引《字林西报》黔、桂、滇、皖、陕等省记者“第一手的现场观察”： “在这些地方，无论是鸦片的种植，，还是..的交易，都在一个相当广泛的范围中盛行，并且没有收到任何制约”（路透社，上海，12月6日，1918年12月18日刊登）。
地方政府难道不设法管制鸦片？
有的，在福建兴化等地 “政府雇佣士兵来拔除正在生长的罂粟”，但是 “在那些耕种者完全依靠罂粟的收成养家糊口的地区，眼看着罂粟就要收割了，整片田地却被扫荡一空，结果，当地村民们唯有忍饥挨饿地艰难度日”，许多地方为此发生了军队与村民间 “严重的争斗” 。
如此一来，结论是各地 “政府在削减鸦片种植上所采取的措施一般都可以忽略不计”（本报记者，北京，6月17日，1913年7月19日刊登）。
既然禁不住，索性不立牌坊了。“在中国的众多省份，鸦片的种植情形也在突飞猛进的递增之中。在贵州，省议会已经厚颜无耻地揭下了面具，正式允许在该省种植鸦片，目的是堵住为了从云南买进鸦片而向其支付的大量白银”（本报记者，上海，1918年12月30日，1919年1月4日刊登）。
鸦片在国内的广泛种植与制造，让中国烟民们向印度鸦片挥手道别。大概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 “国产货” 战胜了 “进口货”。据说到抗战时期河南省县政府款待来宾所用物品，最好的就是土产鸦片。不知道这令盲目激进抵制日韩的 “爱国者” 们听了，会有怎样一番滋味。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赵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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