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解读，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解读，把大洪水完全落在实处；也不同于神话学的解读，过于强调大洪水的心理隐喻。而是一方面考证文献中大洪水的一定合理性，一方面又通过文献形成去探究其夸大的理由。对于大禹治水、女娲补天这类晚起的洪水神话，以及同一母题衍生出的次生神话，显得特别有价值。
徐旭生在20世纪写成《洪水考》一文，其反对世界大洪水的说法，认为当时洪水仅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因为当时凿井技术尚未发明，所以农业都分布在近河地区，这样就特别容易受到河患影响。“洪水”为专名，最早指的是黄河下游的共水，共水流经周代卫国共邑，即今天河南辉县一带。至于大禹治水，原本只局限于兖州、豫州、徐州这一带，之后才流传到全国范围。
2016年，南京师范大学吴庆伟研究员牵头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公元前1920年的洪水暴发为中国传说中的大洪水和夏朝的存在提供依据》一文，认为在青海境内黄河上游积石峡找到了大洪水的遗迹。这事被媒体炒得一时甚嚣尘上。不过，更多学者还是支持徐旭生的观点，认为缺少洪水在黄河中下游发生的证据，更不要说试图证明夏朝年代了。
描绘大洪水来临，人类和老虎为了生存挣扎的情形，古斯塔夫·多雷绘
徐先生对早期农业与洪水灾害关系的分析，颇有见地，可以解释各民族不同时期存在的洪水神话。那么全国性的洪水神话，不过是局部洪水灾害的放大；世界性的洪水神话，又是全国性洪水神话的放大。
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和我国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有类似观点。弗氏认为：“所有这样的传说都是神话加上半神话。仅就它们保留了实际发生过的洪水之记忆而言，它们是传说的；而就它们描述从来没有实际发生过的普世性大洪水而言，它们又是神话的。”顾氏认为：“水患的事，现在固因交通的便利，有了清楚的地域观念，知道是一地的，但在古代各以自己地域看作世界中心的时候，逢到了水患，，一望汪洋无际，说不定是看得极普遍的。”
不过，徐旭生先生观点存在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一是其反对世界性大洪水的存在，如前所述，它已经被今天的自然科学所证实，毋庸置疑；一是其还是过分相信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如前所述，地质学家认为当时并不具备任何治理洪水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