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支钉的出现很可能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风格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受北方汝窑的影响。北宋皇宫对汝窑青瓷十分偏爱，所以南宋官窑“袭故京遗制”，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沿袭汝窑裹釉支烧的工艺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着眼，我们还可发现：1、以上所述的支烧具在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也有发现，虽然不是很典型；2、黑胎带支钉残底更是一个集中体现，黑胎的出现在龙泉窑内部发展脉络中也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却与支钉一样和南宋官窑有着微妙关联；3、由于这些残片较破碎，难以复原从而得以更全面的了解，但从修复的圆口小洗来看，此种器形在南宋官窑器中殊为常见，且做工精细，与普通民窑生产的日常生活用器大不一样。杉树连窑黑胎支烧残底的二层台式圈足更是罕见而高明的设计，普通产品只能望其项背。
如果从横向角度来看，如慈溪上林湖越窑寺龙口窑址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其南宋地层“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以支钉垫烧，釉面滋润而含蓄，呈半失透状，器类有觚、炉、玉壶春瓶、花盆、鸟食罐、象棋等，其胎质釉色、器物造型、烧成方式及仪态风神均与越瓷的传统风格大相径庭，却与北方的汝官制品颇接近”（《越窑考古又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20日）。这不失为宋龙泉窑支钉现象的一个参照例子，在越窑的发展历史中，虽早在东汉三国时期，就曾大量使用支烧工具，但当时的三足支钉主要作为碗、钵、碟等叠烧的间隔具，使用时，支钉向下，托面向上，以便上面放碗、盅等坯件，支钉只是起间隔作用。而后来越窑使用最多的恐怕是用泥条泥点托烧，寺龙口窑址支钉的出现与龙泉窑一样都是很突然的，都是“类北宋汝窑”、“南宋官窑”的一个重要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