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种种改革措施，中国并不知情。1871的中国朝野正处于一种侥幸的得意之中。前一年发生的天津教案，民众在洋人杀婴炼丹的谣言驱使下火烧望海楼教堂，殴毙法国领事丰大业，并杀死多名法国传教士和修女，肢解后抛尸河中。这起被西方称为“天津屠杀”的教案，本来很可能会引发战争，但由于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起义的爆发，法国无暇东顾，使中国以赔款道歉的形式逃过一劫。中国在1871年也派出了崇厚作为外交使节出访欧洲，就天津教案向法国道歉。崇厚向法国总统梯也尔表示中方已将肇事百姓砍头问罪，但梯也尔回答道法方所要的并非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清廷或许更意料不到的是，与中方交涉通商立约的柳原前光，在回国后便向政府详尽报告了包括天津教案在内的清国情势，一批批派往中国考察的..人士发回国内的报告和游记，更将觊觎的目光投向了被清廷长期漠视的中国..乃至大陆。
见与不见，知与不知。围绕着明治维新，中日之间的关系如此微妙。将中日两国进行对比当然是一种观察的视角，但对比的结果不外乎是得出“中国何以不如此”的结论。但如果换一种视角，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来看一看中日双方是如何看待彼此，或许能够得到更深一层领悟：这两个国家在观看对方时会作何心态？又会带着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对方？在观看对方时，是隔岸观火，还是亲历目睹？在彼此对视之中是否会发现那些相同或是不同之处？在面对同一件事时，它们的看法是一致还是有别？
对视的本质，正是以各自的经验去看待彼此。不同的视角，决定了不同的行为方式，最终导致不同的结局。而这一切的起源，或许正来自于对视之间的某个错觉，让我们将不同的事物当成了相同，而将相同的事物当成了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