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的来历、版本以及其他有关的考证，英译者拉克汉在他的《序言》里已经有了简单的介绍。这里只就《雅典政制》这类研究对于亚里土多德《政治论》中见解的形成的重要性和它在国家和法律的历史的研究上的价值，略申己见。
大家都知道，古希腊的学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已由对自然现象的探讨转向社会政治的研究。不过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前，除了一些关于国家和法律的片段观点之外，并没有、至少是没有遗留下来讨论这一论题的专门著作。柏拉图的《理想国》略早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两者在方法上有显然的差别。柏拉图用的是抽象的演绎方法：他所建立的是一种玄想的政治哲学体系。亚里士多德用的是对具体事实的观察、分析和比较的归纳方法；他的努力是针对着当时阶级，或者毋宁说是奴隶主阶级中的各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提出一个如何使政权巩固的原则和具体方案。后来西欧的政治学家走柏拉图路子的固不乏人，但是大多数还是走的亚里士多德的道路。所以，就西欧和美国政治思想所接受的古希腊的“遗产”而言，毋宁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比柏拉图的《理想国》尤为重要。直到帝国主义时期，在英国流行的书如拉斯基的《政治典范》，在美国大学里流行的政治学教科书，如迦纳的《政治科学与政府》等等，其内容和形式，也还可以追溯到《政治论》一书的影响——先泛论国家的性质，接着再讲政治制度。
然而《政治论》的写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亚里士多德不但对作为当时希腊政治重心的雅典加以观察和分析，对当时阶级与阶级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斗争予以密切的注意，他还对一百五十多个希腊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比较的研究。大约在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里西亚姆讲学之后，便在他的学生们的协助之下，开始了这项规模空前的研究工作。约在公元前328和325年之内，这项工作的初步成果便已完成，本书便是其中的一个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