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剧照
文景之际四十年间，是西汉王朝兴衰史上的一主要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成长中的一主要时期。文景崇尚道家学说：“文景之治”是“黄老无为之治”，已成人们一致的共论。然追踪考查文景时的有关政策办法及思惟施展，则可发现，此说大可商榷。
一、文景时期的“有为”政策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宗室、大臣起兵“共诛诸吕”，代王刘恒被拥立为帝，是为华文帝。文帝的上台，标记着汉家世界一新时期的到来。文帝之前，惠帝、吕后以曹参为相履行黄老无为政策，他们虽继续了刘邦开创的“与民歇息”政治局势，但黄老学说的根基精神是放任不过问，各类社会矛盾在“无为”的情况和经济成长中日渐浮现出来。若何凭据实际情形适时调整统治方针，遂成其时的凸起间题。文景时期，在总的方针政策上，使“无为”逐渐走向了“有为”
孔庙
（一）广立博士，鞭策儒学成长
儒学在刘邦时曾一度活跃，但跟着刘邦的作古和政治风云的幻化很快又跌落下来。惠帝四年取销袭秦而来的“挟书律”，公布国度在司法上正式许可学术自由成长，但统治者实际尚无意首倡学术，因而其成长仍处低潮。文帝对此却显露出特别的乐趣，尤其对儒学乐趣更浓。他登天主位昔时，即召用通儒术及诸家信的贾谊为博士。他追求治《尚书》之人，闻济南人伏生之名，欲请其来京，但伏生年迈不克行，乃诏太常派掌故晁错往之就学，晁错学成回来，被任为博士。鲁人申公，年青年头时曾师事荀卿门生浮丘伯学《诗》，文帝“闻申公为《诗》最精，拜为博士”。燕人韩婴，通《诗》学，亦被任为博士。鲁人徐生习《礼》而“善为颂”，文帝任之为“礼官医生”。《诗》《书》之外，家他经和诸子学中，此时也有了博士官的设立。刘歆说：文帝时，“世界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东..赵歧说:“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汉旧仪》亦云:“孝文皇帝时，博士七十余人。”
景帝时，《春秋》亦被立于学官，治《公羊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被任为博士。文景时的博士可考者十二人：申公、贾谊、晁错、董仲舒等，而其时颇负盛名的黄老之徒王生、黄生，则无缘跻身博士之列。这些儒者博士侍于皇帝摆布充任垂问，通古今，备咨询，秩比六百石，职卑而位高，随时介入国度大政的议论订定合同决，以本身的学说和思惟，对君主本人及朝廷政策的制订络续施加着影响，有的并受赏识而获得提升。如贾谊被任为太中医生、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晁错被任为太子家令、中医生、内史、御史医生；景帝时曾从田何受《易》的丁宽为梁王将军，率兵相拒吴楚叛军，清河王太傅，通《春秋》的文翁为蜀郡守，等等。所谓“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的说法，并不周全。文景对儒学的推崇，为武帝时儒学的独尊，奠基了坚韧的根蒂。
吕后剧照
（二）更定国策，采纳贾、晁主张
贾谊、晁错是文景时期对国度政策影响最大的人物。文帝即位之初，贾谊受人介绍，被召为博士，一年中升至太中医生。晁错因上书多有识见，先后被文帝、景帝任为太子舍人、门医生、博士、太子家令、中医生、内史、御史医生。
（1）贾谊的主张
贾谊为文帝做的第一件事，是继陆贾之业——总结汗青教训，雄厚统治经验。他在《过秦论》中，概述了秦国由鼓起到消亡的汗青，认为秦之所以由小变大、统一六国，首要得力干商鞅制订的“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等政策；之所以消亡，则在于“先诈力尔后仁义，以凶横为世界始”。他针对实际问题，向文帝提出一系列建议：
1. 重本抑末，成长生产
他十分赞赏前人“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概念，认为居官治政，首先应该使公民衣食丰足，因而主张尽心尽力，成长生产，增加蓄积。但其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大量生齿抛却农业，转向能获大利的工贸易。在战乱之后生齿锐减、劳力缺乏的情形下，这对封建经济的成长显着晦气。是以他提出“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认为如许既可把劳力都安宁在地盘上，增加粮食产量，削减空食之口，又可防止大量生齿举止，连结社会安宁。贾谊的定见，获得文帝的赞许采纳，这对改变其时社会面貌、增加国力，起到了重鸿文用。
贾谊画像
2 .轻民徭役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赋敛无度，世界多事”是导致秦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要文帝卖力吸取汗青教训。文帝二年曾有“令列侯之国”之事，因“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吃力，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使其就国，无疑削减很多从关中往京师的漕运，减轻公民不少摇役肩负。接着文帝又下诏各地仕宦“务省徭费以便民”削减太仆掌管的皇帝舆马，拨归驿站使用等等。《汉书·贾谊传》云:“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解说这些便民办法的显现，均与贾谊建议分不开。又文帝六年淮南王谋反身后，封国作废而设郡，但随之显现了淮南“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的现象。贾谊对此高声疾呼，认为公民将难以忍耐，有“逋逃而归诸侯”的危险，扶植复国撤郡。文帝经一番考虑，亦终按其所论，调整了淮南的归属间题。
3 .解除关禁
“汉兴，国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殷商大贾周流世界，生意之物莫欠亨，得其所欲。”《史记·货殖传记》中的这一记载，常为人们所引用，但个中“开关梁”一项显现的原因人们却不大注重。其实，这也与贾谊主张有亲切关联。汉初以来，出于平安考虑，往往在一些主要处所设关置卡，以防各地诸侯招览游宦士人及筹集犯禁物资等等。贾谊要求解除关禁，让人们自由往来。他认为，以前置关是为预防诸侯，“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这不只不克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带来“疏山东、孽诸侯，不令似一家者”的相反后果；要解决诸侯问题，必需从基本上着手，经由“定地制”来涣散诸侯实力，如斯，“罢关一通，示世界无以戋戋独有关中者”，诸侯之民，即使“人骑二马”也“不足认为患”。于是，这才有了文帝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之举。
华文帝刘恒像
4. 调整封国政策
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处所与朝廷关系问题历来棘手。贾谊认为，诸侯王的分封，应凭据亲疏不同而有巨细分歧，当初高帝封立异姓，究竟“反者如渭毛而起”；今朝的处境则是，“亲者或无分地以安世界，疏者或制大权以逼皇帝”，楚元王之子、齐惠王之子这些人关系已疏，但封地很大，而“陛下所认为蕃捍及皇太子之所恃”的文帝之子淮阳王刘武、代王刘胜则封地很小，应强大他们的力量，使能藩卫皇室，同其他诸侯相抗衡。在此之前，贾谊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亦即所谓“定地制”的建议，因为各种原因，文帝未能采纳，而今后跟着诸侯王势力的成长，形势络续恶化，贾谊撤退一步，容身实际，提出这一权宜防御之策。文帝接管此议，“从谊计，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后来吴楚等国兵变，“梁王捍之，卒破七国”，果真为藩卫京师立下大功。此外，贾谊还向文帝建议首倡俭约、否决侈靡、正视礼义、实行教化等等。能够说，在文帝履行的很多政策办法中，都晃悠着贾谊思惟的影子，此时期很多治绩的发生，都与贾谊亲切相关。
晁错（剧照）
（2）晁错的主张
1. 守边备塞，改变防御匈方式
自刘邦与匈奴竖立“和亲”关系以来，汉朝一向以嫁公主、赠财物求取北方的安谧，但匈奴马队仍不时南下侵掠，文帝时“数寇边”，侵扰加倍频仍。文帝十一年晁错接连上书，提出一系列变消极为积极的防御匈奴建议。他在《言兵事疏》中，剖析了战争中地形、兵器和戎行三者之间的关系及敌我双方的特点优点，强调应凭据分歧的前提接纳天真的计谋战术。在《守边劝农疏》中，经由对秦王朝戍边御胡的汗青经验总结，剖析了匈奴戎行往来不定的作战特点，提出了募民徙边的主要主张。文帝直接采纳，取销了戍卒令。这对减轻人民徭役肩负，使力疆获得斥地，慢慢改变汉匈力量对此，扭转防御上的被动局势，对后来武帝时新的抗匈政策的形成,起了主要感化。
2. 重农贵粟，免除租税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向文帝指出：国度的容身之本在农业，只有鼎力成长农业生产，“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才能做到富国强兵、保境安民。但今朝的情形，则是农民忙于田事徭役，一年辛劳，尚难维持最低生活水准，这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成长和社会安宁。要改变这种状况，单靠行政手段是不成的，必需采用经济手段——贵粟。因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贵粟的法子在于以粟为奖惩，经由“入粟县官”，使民“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许，人们为了获得爵位或赦罪，就会致力于经营农业，增加粮食产量，达到“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的多种目的。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实行入粟买爵赎罪政策，使国度手中敏捷把握了多量粮食。在此根蒂上，晁错又进言请“勿收农民租”。这对其时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文景时期一大政绩。
汉景帝刘启
3 . 削夺藩王封土，增强朝廷集权
削藩问题，文帝时未能悉数解决。景帝时诸侯为乱之势益明，晁错再次提出削藩:“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建议凭据诸侯罪过削夺部门封土。景帝首先对吴、楚、赵、胶西四国罚削，吴王即挑动楚、赵诸国，动员了“吴楚七国之乱”。风云转变眼前，晁错遭离间谗谄而献出了生命。景帝平定兵变后，陆续接纳了一系列办法，严厉划定朝廷与王国间的品级不同，王国历来享有的权力大部门被削夺，在相当水平上成为了和郡一般受朝廷直接掌握的处所行政单元单子。晁错虽为此而身故，但其削藩主张获得了部门实现。
二、“文景之治”非 “黄老无为之治”
秦统一六国，以法为教，焚《诗》《书》，坑术士，文人学士，缄口不言，“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艺”。惠帝、吕后时期，以曹参为相，以黄老思惟治国，一遵刘邦、萧何约束，对连结社会安宁起到了积极感化。文景时，朝廷广开言路，各类思惟日与政治连系。儒家思惟在自身的成长中，与道家睁开了对思惟统治地位的争夺。在因循无为的黄老思惟已难适应社会需要的情形下，按照儒家思惟革新社会，已成时代的公论和要求。而思惟家博采众长，形成以某家为主而杂有其他思惟的杂家人物，则是此时思惟成长的一新特点。
七国之乱示意图
文帝尊儒，以《诗》《书》为焦点，强调德治仁政，留意小我教养，具有正己、安民、好静的特点，成为柔和式的有为政治，这与惠帝、吕后时的黄老无为政治有着素质分歧，也与后来武帝时激烈式的政治有着极大不同。武帝尊儒，以《春秋》为焦点，“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一方面是雄才简略，一方面是穷奢极欲。景帝处于文、武二者之间，当时社会矛盾外观化，因而行事比文帝更松手激烈，在他身上，同时施展了文、武二人的某些特点。文景时期的社会安宁、生产成长虽然与惠帝、吕后时履行黄老打下的根蒂有关，但更首要的，则是文景尤其是文帝在以儒为主的杂家思惟指导下，采纳了贾谊、晁错等人主张，实行新的“有为”政策的究竟。
晁错曾在上文帝的《贤良对策》中说：“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领，废去淫末；除苛解优，广大爱人；肉刑不消，罪人亡孥；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者，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明诏军师，爱士医生；求进朴直，废退奸邪；除去阴刑，害民者诛；忧劳公民，列侯就都；亲耕节用，视民不奢。所为世界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国内者，大功数十。”
汉武帝（剧照）
能够说这是时人对文帝治绩的一个根基总结，后世对“文景之治”的各类赞扬，什么“移风易俗，百姓醇厚”，“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京师之钱累百钜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等等，多半与此分不开。“文景之治”，重在“文治”，文帝的作为，实际组成了“文景之治”的首要内容。而这些作为的发端，却绝少来自黄老派人物或其思惟的指教。说惠帝、吕后实行黄老政治，是因其时以曹参为相，把在齐国履行的黄老治术搬到朝廷，依盖公所言，按黄老悄然无为宗旨来处事；而华文帝服从的则首要是儒者定见，个中有些办法，甚至是经由了同黄老派人物的斗争后才得以施行的。是以，“文景之治”，实际发生于“与民歇息”这一总方针的指导，而“与民歇息”主张则诸家均有首倡，并非黄老一家所独有。
参考文献：《史记》、《汉书》、《荀子》、《过秦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