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提出的“诗性思维”，并非我一厢情愿的向壁虚构，而是为古今中外诗人的创作实践所证明。限于篇幅，仅举两例。《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是初唐诗人王绩之诗，共二十四行：“旅泊多年岁，老去不知回。忽逢门前客，道发故乡来。敛眉俱握手，破涕共衔杯。殷勤访朋旧，屈曲问童孩。衰宗多弟侄，若个赏池台？旧园今在否？新树也应栽？柳行疏密布？茅斋宽窄裁？经移何处竹？别种几株梅？渠当无绝水，石计总生苔？院果谁先熟？林花那后开？羁心只欲问，为报不须猜。行当驱下泽，去剪故园莱。”其“乡人”朱仲晦的《答王无功问故园》诗，不多不少也是二十四行：“我从铜州来，见子上京客。问我故乡事，慰子羁旅色。子问我所知，我对子应识。朋游总强健，童稚各长成。华宗盛文史，连墙富池亭。独子园最古，归林间新坰。柳行随堤势，茅斋看地形。竹从去年移，梅是今年荣。渠水经夏响，石苔终岁青。院果早晚熟，林花先后明。语罢相叹息，浩然起深情。归哉且五斗，饷子东皋耕。”问者不厌其烦，几乎可以说是“每事问”，答者有问必答，几乎可以说是“每事答”，这一“兄弟行”或云“姊妹篇”，出之于线性思维、平面思维与应酬思维，说它们诗质稀少而诗意淡薄，尚是笔下留情。它们有如今日之高考或公务员考试问卷与答卷，问卷亦庄亦谨，答卷中矩中规，唯独不需要也缺乏诗意。“乡愁”或“乡思”这种同类的题材和主题，到盛唐高手王维的笔下就顿然改观了，试看王维这位诗佛的《杂诗三首》之一：“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末？”王绩连连问了十一个问题，诗意索然，而王维只寥寥一问，却诗意盎然。明人钟惺《唐诗归》说：“寒梅外不问及他事，妙甚。”清人黄叔灿《唐诗笺注》说：“写来真挚缠绵，不可思议。著“绮窗前”三字，含情无限。”他们都言之有理，但却不可能拈出“诗性思维”四字，殊不知王维许多令当世与后世读者口颊生香的诗，正是诗性思维所开出的好花，所结出的美果。英国的“湖畔派”，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诗歌流派，其代表诗人之一为威廉·华兹华斯，他在《抒情歌谣集》的序言中认为写诗需要五种能力，其中两种就是“感受力”和“想象与幻想的能力”。有一天，他和夫人出游湖畔，看到在湖边树下盛开的金色水仙花，久久地“凝视”与“领悟”，在诗性思维的孕育和催生之下，赋成他的名作《咏水仙》。蔡世平多次应邀讲述他的创作体会和经验，其间也多以自己的某一首词的具体发生过程为证，他由此而辑成的《南园词》（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7月版）一书，从中可见诗性思维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心的读者不妨参看。
我所提出的“诗性思维”，也并非我想入非非的空穴来风，而是从中外文库中吸取了有关的思想资源之结果。从西域而言，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之交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他的名著《新科学》中提出了“诗性智慧”一词，此词本指人类的原始思维，但维柯认为原始祖先“生而就有强烈的感受力与想象力”，“因为能凭想象来创造，他们就叫做‘诗人’，‘诗人’在希腊文里就是‘创造者’。”由此可见，“感受力”与“创造力”即诗性智慧的核心，也是我所说的诗性思维的内核。众生常说“艺术感觉”对作家艺术家必不可缺，缺乏敏锐的“感觉”，成不了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而“艺术感觉”（或称“审美直觉”）这一命题的提出，最早见之于十九世纪法国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他指出“艺术家在事物面前必须有独特的感受……他依靠这个能力深入事物的内心，显得比别人敏锐。”与丹纳一脉相承，法国文艺理论家马利坦，在1953年出版《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一书，第四章题为“创造性直觉和诗性认识”，第七章题为“诗性经验和诗性意义”，他认为诗具有“超然性”和“精神的创造性”。至于包括作家艺术家在内的众生，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极度愉悦与兴奋的心理状态（并非盲目的自鸣得意或理性地波澜不兴），此之谓“高峰体验”，这是二十世纪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存在心理学探素》中提出的著名论点，这已是为国人所熟知的了。
至于东土，与“诗性思维”这一命题相关的思想资源也所在多有，且不说陆机《文赋》与刘勰《文心雕龙》关于创作发生过程的一般论述了，如前者所言之“天机”，后者所说之“神思”，虽然与诗性思维有关，但他们并非专门就诗论诗。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中，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序》首倡“直寻”之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所提倡的“直寻”，正是与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背道而驰的直观了悟的审美思维与方式。此后，唐代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了“生思、感思、取思”的“三思”之说，在杜甫说过“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后，诗僧皎然在《诗式》中予以发挥：“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而晚唐的著名诗论家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对“神助”之说也表示赞同：“盖绝句之作，本于极诣，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时至宋代，陆游在《文章》中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需人为”，杨万里先是在《春晚往永和》诗中说“郊行聊著眼，兴到漫成诗”，后又在《答建康府大军库监徐达书》补充申论：“大抵诗之作者，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最值得注意和重视的是南宋的严羽，他并不否认诗人要“多读书”，“多穷理”，但他又别具慧眼地先行指出：“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他强调诗人应具有一种有别于其它才能的写诗的才能，诗应具有一种与说理和学问有别的诗的趣味。唐宋以还，儒释道在文化和学术领域相互融合与渗透，诗人常以诗表现禅理，诗论家也常以禅理论诗，严羽最大的贡献是融合..禅宗的“顿悟”提出妙悟之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所谓“妙悟”，就是强调天人合一的直观感悟，不排除理性而排斥理性分析逻辑演释的审美直觉，是一种合乎诗的规律与本质的思维方式，岂能以“神秘主义”、“唯心主义”一言以蔽之或一言以斃之乎？千古诗心相通，年代虽然遥远，但严羽的“妙悟”说和我的“诗性思维”论关系十分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