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郦学史上，长期存在着争论不休的“戴赵相袭”案。所谓“戴赵相袭案”，是因为戴震在入四库馆后校勘的《水经注》与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十同九九”，后人有的学者指出戴震有剽窃赵一清校勘成果的行为，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是赵一清剽窃了戴震的《水经注》校勘成果，这一争论从清代中期就开始，一直到上世纪中期，胡适还为戴震辩护，在长达10卷的《胡适手稿》中，有关“戴赵相袭案”就占了很大部分，在海内外具有很大影响。反戴派和拥戴派，都意气用事。反戴派在指责戴震的剽窃行为同时，还完全否定了戴震在校勘《水经注》的贡献，而拥戴派则把精力用在寻找证据以洗刷戴震的剽窃罪名，不去研究戴震在校勘《水经注》的贡献。
陈先生不受这两派偏激之见的影响，他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戴震剽袭赵一清的成果是不容否认的，但陈先生又没有像反戴派那样，在批判戴震的剽袭行为的同时，把戴震在校勘《水经注》方面的贡献也给予否定，而是把戴震在校勘《水经注》方面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认为戴震校勘的、后来由武英殿刊印的《水经注》，是清代诸校勘的版本中最好的版本。陈先生对郦学史上长达200多年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作出的这一了断，得到大陆和港台郦学研究者的认可，可以说为郦学史研究拨开了云雾。
陈先生还对《水经注》中记载的自然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进行整理和研究，开辟了《水经注》研究的地理学方向。特别是对《水经注》中数以万计的地名，按照分类进行研究和阐释而撰写的《水经注地名汇编》，全书收罗极为宏富，代表了迄今为止关于《水经注》的地名学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仅上册目录，，便列河川、伏流、水口、河曲、瀑布、湖泽、渊潭等65类。这些地名，无疑大大方便后人对中古时期的河流、山川、道路、聚落、政区、地名的研究。陈先生对《水经注》进行的这些分类研究，是《水经注》研究的最基础性工作，为相关研究和利用提供了一部方便、实用价值很高的检索工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