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在邻居家里见过《世界文学》，三十二开，书的样子，不同于其他刊物，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图。早就知道它的前身是鲁迅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创办的《译文》。
解放后，鲁迅先生创办《译文》时的战友茅盾先生在北京与其说创办，不如说又恢复了《译文》，后来才更名为《世界文学》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索性称它为鲁迅和茅盾的杂志。
不少名作都是在这份杂志上首先读到的。我所景仰的冯至先生、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楼适夷先生、戈宝权先生、王佐良先生等文学前辈都是《世界文学》的编委。于我，它有着难以抗拒的魅力。
我当然愿意。
“你还是多考虑考虑。这将是一条清贫而又寂寞的道路。”
杨先生建议，脸上露出严肃的神色。为让我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学》，也让我感受一下编辑部的氛围，杨先生安排我利用假期先到《世界文学》实习。
1983年7月，我从西郊坐了好几趟公交车，来到建国门内大街5号，第一次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第一次来到《世界文学》编辑部。
在过道里，正好遇见从小隔间出来的高莽先生，他高大威武，身著沾有不少颜料的工装服，一副艺术家大大咧咧的样子，握手的刹那，突然大声地对我说道：“要想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
02
那个年代的编辑
我自然明白高莽先生的意思。那个年代，当编辑，就意味着为他人做嫁衣。编辑部的不少前辈就是这样严格要求自己的。
几乎所有时间，他们都在阅读原著，寻找线索，挖掘选题，寻觅并培养译者。
我和杨先生接触最多，发现她做起编辑来，认真，较劲，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会为了几句话，几个词，，而把译者请来，或者亲自去找译者，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讨论，琢磨，推敲，反反复复。
有时，一天得给译作者打无数个电话。那时，用的还是老式电话，号码需要一个一个转着拨。同事们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拨肿了，贴上胶布，还在继续拨，看得冯秀娟老师直心疼，在一旁连连说：“老杨，歇会儿，快歇会儿。”
高莽、李文俊、金志平、杨乐云、苏杭等前辈都既是出色的编辑，又是优秀的作家、译家或画家。但他们大多只是在退休后才真正开始投入于翻译和写作，主要文学成就大多是在退休后取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