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信用风险问题具有很强的历史性、结构性和制度性特点。信用违约集中爆发更多是对历史发展模式和结构性问题的清算与纠正，并非简单的市场出清和周期轮回。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与出口拉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下，货币宽松时依靠高负债进行大规模投资的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和信用收缩条件下，这类企业一旦不能及时收缩债务与投资规模，就极有可能陷入困境，并最终出现信用风险暴露。结构性问题则主要表现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解决上述结构性问题，，需要资源在这些部门之间重新配置。所谓“不破不立”，现阶段信用风险的暴露正是“破”的阶段。此外，信用风险还体现出鲜明的体制性特点，与民营企业不同，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的信用不仅包含商业信用，还隐含着政府信用的背书，而当前信用风险暴露还处在商业信用的范畴，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不同性质的企业等而视之。
债务规模巨大，潜在风险有很强的释放压力。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企业债务违约率总体仍然较低。截至2018年5月末，企业债券违约后未兑付金额只占存量信用债总金额的0.43%。根据相关统计，1985～2009年，美国债券市场中投资级债券10年平均累积违约率为2.1%，最低年违约率为0.21%；高收益债券10年平均累积违约率为26.6%，最低年违约率为3.05%。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整体违约率与美国投资级债券相当，显著低于美国公司类债券总违约率。
然而，当前较低的违约率并不完全代表信用风险的实际情况，我国庞大的债务规模背后可能隐藏着更多的风险。国际经验表明，债务规模上升与债券违约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前者很大程度上可视为后者的先行指标。
稳妥去杠杆，有序释放风险。我国不会选择以大规模债务违约方式释放风险，而是在宏观杠杆稳定的前提下，分类有序降杠杆，目前主要有四种方法：一是“安全带勒紧型”，即债务增长率低于名义GDP增长率或者债务的名义存量下降，这是最常用的去杠杆办法。二是“高通胀型”，即通过央行发行货币推高通胀，在名义债务稳定的情况下，刺激名义GDP不断增加，从而降低“债务/GDP”比率。三是“大规模违约型”，即在本币大幅贬值等事件的触发下，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出现大规模债务违约，使债务存量下降。四是“债务走出型”，即由于正向的外部刺激，经济超速增长，GDP增速超过债务增速，导致杠杆率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