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有赖于以下三个条件同时发生：第一是中国加入WTO，得以顺畅地进入世界市场；第二是西方世界由传统的工业经济进入了创新经济，带来了制造业流程的大规模外包；第三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土地财政，尤其是各地蜂拥出现的开发区、经济区的模式，让中国以一种罕见的高效率、举全国之力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承接外包的能力。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并且很难复制。要想让中国的巨大经济成就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和世界越来越严重的民粹化中能够继续保持快速前行，任重道远。
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简单说就是，让经济的回归经济、社会的回归社会、政治的回归政治、法律的回归法律，中国社会自会内生性地显现出各种可能性，带给我们各种想象力。”然而这样一点知易行难。
西方在经历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航天技术、电子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又在创新经济模式下开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这一次是以不太容易清晰进行产业划分的创新，比如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模式的出现。
这一次的创新，更多的是概念和精神层面的创新，这一次创新浪潮也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和财富，然而第四次创新却更多地选择了生产流程的大规模外包，促成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它仍然能够拉动大量的产业发展，但是被拉动出来的产业并不在本土，而是在中国”。
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如何应对这种经济创新的模式也成为中国能否持续快速发展的决定因素。
精神解放是否需要再一次启蒙
由于本书论点过于宏大，为了达到作者完整系统的构思，难免会有观点和思想上的偏颇。
比如作者所“创制”的几个观念。一个是“普世民族主义”。普世与民族，很难成为统一的一个概念。历史上的众多国家、民族的案例，几乎无一不在阐释这两种主义的不可共存性质。而作者认为中国已经创造出“普世民族主义”，并因此才会在最近几十年取得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