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能外出。
在乾隆时期，就准许留在广州的外国人每月出外闲游两次，但只限在花地和河南（今海珠区）的陈家花园两处。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之后，改成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但每次限十人，地点也改成了海幢寺和花地，但不准饮酒滋事，也不能在外过夜。
而且要有一名通事跟着（最初是怕他们迷路和言语不通，容易跟当地民众起冲突），如违反规定，一经查出，保商和通事将受严惩，而外商也不能再去闲游了。
另外，就算外商有事要到行商那里，也只能走路去，不能乘轿。
外商一再被提醒，自己被容忍在这块地方暂住，是由于天朝对远来夷人的仁慈和怜恤，他们时刻被吩咐要“听话和服从，不可冥顽不驯，干犯圣怒”！
但据美国旗昌洋行的合伙人亨特，一位1825-1844年间生活在广州的美国人所见，实际上，有些规定并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比如，他们外出就不带通事了。但约束还是无处不在，受罚的通常是被牵连的中国人。
在这花城无处不飞花的新年假期里，外商中的一些年轻成员总会趁机结伴到花地去游玩。
赏花之余，外商们还可以在花地看到平常难得一见的广州富商家眷。外商与这些富裕阶层的人家彼此充满好奇。
在花地的新年聚会，参加的外商，有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有的来自印度或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