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着夏多布里昂的人性视角去看一些历史人物，我渐渐地感到，他笔端的率性评点，或许倒是对真实的还原，或许就是一种颇为合理的存在。比如他对..时期的风云人物米拉波的描写——“米拉波生性慷慨，重视友情，不计较恩怨。尽管他伤风败俗，他无法违背自己的良心；他的腐败仅仅涉及他自己，他正直和坚定的思想不会将谋杀说成崇高的智慧；（他虽然是民主派的代表），他（却）不赞赏屠宰场和垃圾场。”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人物，让敌对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为他准备好了绞架，被处决，便是他逃不脱的劫数。所以，夏多布里昂评判道：
大自然塑造这样的头颅，要么是为了帝国，要么是为了绞架；他雕塑的这双臂膀，要么拥抱一个民族，要么劫掠一个女人。当他凝视民众，摇晃着他那一头深密头发的时候，令人驻足；当他举起他的爪子，露出他的指甲的时候，庶民发狂般跑开了……（《墓畔回忆录·米拉波》）
读到夏氏的这些句子，我心潮难以平静：米拉波不是一个纯粹的政客，他是一个性情人物，一念之差导致了他的人生走向了不能自己主宰的境地。这样的人物，如果不从人性的角度去认识，是很难用固有的政治观点解释得通的。历史的真实，代替不了人性的真实。
重读《墓畔回忆录》，我感到，自己虽然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思想却已经有些僵化了。最初阅读时之所以与夏氏隔膜，是因为他在激进革命面前的保守态度，在我眼前树了一道隐形的屏障——我是个多血质的人，在社会变革面前，看不得畏缩的身姿。现在看来，一个因情感而选择著述的人，即便是他没有走上街头，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他叙述的文人立场，即进步立场。而文人立场是人性的、感性化的立场，其娓娓的性情化的叙述，倒正可以冷却浮火，远离偏执，呈现细密与真实。这样一来，可观之处就多了。所谓可观之处，就在于对复杂人性的准确描绘，有生命温度，不空洞失据。
重读《墓畔回忆录》的体验，也引起我的一种警觉：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常常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概念化，要想获得真实而丰富的立体感受，还需要佐以相应的文学读本，其原始的情感与人性的状态抒写，会给枯槁的历史骨骼附以丰润可感的活的血肉。由此，我们对历史，就有了公允或者接近现场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