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犬儒主义盛行、维护社会正义显得刺耳的当下，人们不禁要问：美国人为何要多管闲事？答案只有一点：罗斯福四大自由的首要一条神圣不容侵犯。言论和书写的自由难道不是亘古长存，经得起任何挑战的吗？难道世上还有比言论自由更紧迫、更重要的事情？美国人目前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贫富分化的鸿沟，社会群体也裂变为激情似火与麻木不仁两大类别，我们珍贵的民主政体本身也可能被撕裂，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公共话语却满怀怨愤，不仅没有试图修复这一鸿沟，相反却将政府与民众对立，使之功能失调，变得离题万里。但处于当今形势下，外有极端组织，内有暴力冲突，人们的恐惧与焦虑与日俱增，幻想我们的自由不加以精心呵护便能自带免疫功能，这样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杰斐逊深知..会习惯性地掩饰其过恶——除了媒体，人民对此一无所知，又如何知晓是应该维护这一政权，还是在必要的时候通过暴力将其推翻？杰斐逊相信，只有保持选民的信息渠道通畅——哪怕有时信息会被一厢情愿地或别有用心地歪曲——才能造就美国民主的繁荣而不致沦为暴政的牺牲品。四年以后，他的信念广受认同，有关“权利宣言”的第一修正案在国会获得通过。
当然，，切不可将这一人类编年史上带有启蒙性质的政治创新，误读成是出于美国人对媒体的普遍好感。事实上，从合众国诞生之日起，报刊媒体的评论无论何等刚毅果敢，从未能逃过权贵的抨击——他们怀疑，媒体通过不断揭露与抗议，足以对现行体制和主流价值观构成威胁。其中的部分原因，显然是由于媒体自身参与党争，造谣构陷，以致自贬身价；杰斐逊本人在他政治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深受其害，因此在前引的“言论自由颂”发表二十年后，即在他总统任期的第六个年头，又对另一位友人大吐苦水：“报上所登载的全不可信。刊登即是受污染，连真相也会变得可疑。”
